2、“证”是中医头脑的主观意念
——“证”是根据“辨证模型”从“证候”辨析出的思辨认识，思辨的“证病位”和“证性质”从未被感官确认过它们的存在。

“辨证模型”把中医诊疗视野局限于疾病“证候”。“证”是中医运用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六因辨证、脏腑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气津血精液辨证等“认识模型”从“证候”辨析出的思辨认识。“辨证模型”描述的“证候”与“证”关系——“证病位”和“证性质”并非建立在观察事实上的稳定联系，而是人们想象和推理的主观意念。
2、1 “证病位”不是疾病真实病位
“证病位”即疾病现阶段“证候”所在位置。据统计，中医学的“病位”共有四十二类，即表、里、上、下、心、心包、肺、脾、肝、肾、胃、胆、小肠、大肠、膀胱、三焦、胞宫、精室、清窍、咽喉、口唇、齿龈、头、鼻、目、肌肤、筋骨、经脉、经络、胸膈、脑络、脉络“空间病位”，以及卫分、气分、营分、血分、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等“时间病位”（朱文锋，《常见症状中医鉴别诊断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中医学这些“病位”除了直观感觉的五官病、骨折、肛漏、痔疮等解剖病位外，其余大都是通过“辨证模型”，从“证候”辨析出的思辨认识，即“证候病位”。思辨的“证病位”不是疾病真实病位。
第一，“阴阳证”不是病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素问.太阴阳明论》说：“阳受风气，阴受湿气”，“阳受之则入六腑，阴受之则入五脏。”《伤寒论》曰：“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阴阳”作为“证候”类属性存在于医家头脑之中，不是疾病的解剖部位。
第二、“表里证”不是病位。《伤寒论》曰：“脉浮者，病在表。”“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表证”以恶寒（或恶风）发热，舌苔薄白，脉浮，或兼见头身疼痛，鼻塞，咳嗽等“证候”为诊断根据。除“表证”之外的“证候”都是“里证”：“非表证的一切病证，皆属里证。”“表、里”作为“证候”类属性存在于医家头脑之中，不是疾病解剖部位。
第三、“脏腑证”不是病位。《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曰：“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寒收引，皆属于肾。诸气膹郁，皆属于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痛痒疮，皆属于心。诸厥固泄，皆属于下。诸痿喘呕，皆属于上。”《伤寒论》曰：“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文中所谓肝、肾、肺、脾、心、下、上、胃等“脏腑”，作为“证候”类属性存在于医家头脑之中，不是疾病的解剖部位。
2、2 “证性质”不是疾病组成成份
疾病症状、体征、脉象、舌象本身是没有“性质”的客观存在。“证候”的阴、阳、寒、热、风、火、虚、实“性质”是医家头脑的主观意念。思辨的“证性质”不是疾病组成成份。
第一，“六因”不是疾病真实病因。《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曰：
诸热瞀瘛，皆属于火。诸禁鼓慄，如丧神守，皆属于火。诸痉项强，皆属于湿。诸逆冲上，皆属于火。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诸病有声，鼓之如鼓，皆属于热。诸病附肿，疼酸惊骇，皆属于火。诸转反戾，水液浑浊，皆属于热。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文中风、寒、湿、热、火“性质”是医家从“证候”抽象出来的主观意念（病机）。后世中医以此为根据“审证求因”，从汗出、恶风、恶寒、大热、肿胀、干燥、疮痒等“证候”辨析出风、寒、暑、湿、燥、火“六因”。“六因”与相关“证候”关系，既不符合“风为百病之长”说，也无观察事实依据，思辨的“证候六因”不是疾病组成成份。
第二，“虚实”不是疾病组成成份。《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学》说：“虚证”的根据是面色苍白或萎黄，精神委靡，神疲乏力，心悸气短，形寒肢冷，或五心烦热，自汗盗汗，小便失禁，大便滑脱，舌少苔，或无苔，脉虚无力等“证候”。“实证”的根据是发热，腹部胀痛拒按，胸闷烦躁，甚则神昏谵语，呼吸喘粗，痰涎壅盛，大便秘结，小便不利，脉实有力，舌苔厚腻等“证候”。“虚实证”是根据“八钢辨证”模型对“证候”作出的思辨认识。思辨的“虚实证”存在于医家主观世界，不是疾病客观成份。《素问.通评虚实论》曰：“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无论是作为“证候性质”，还是作为“正气”、“邪气”量化概念，“虚实证”均无病理解剖涵义。根据《内经》“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发病原理，凡病皆有“虚实”两方面，凭一组证候断定某病候为“虚证”、或“实证”，难免以偏概全，顾此失彼。
“证病位”和“证性质”都是医家头脑的主观意念，“证”从未被感官确认过它们的存在。

3、“证”病位病性内涵无可检验性
——“证病位”无可检验性，“证性质”无可检验性，没有一个中医“证”被实际观察过。“证”是“辨证”中医虚拟的诊疗对象。

3、1 “证病位”无可检验性
例如，辨证中医认为，“表证”就是病位在肌肤、皮毛的疾病。《诸病源候论》说：“病在皮肤，名为在表。”《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学》说：“表证”是指“病位浅在肌肤的一类证候。”可是，实际断定“表证”的根据是“恶寒、发热、脉浮、苔薄白”等“证候”，这组“证候”发生的病理部位未必在肌肤表面。许多真正的肌肤病变，如脱发、湿疹、斑疹、肌衄、瘙痒、疥癣、疮疡等，虽然“病位浅在肌肤”，但并不属于“表证”。“表证”并不是“病在皮肤”的病理解剖学概念。所以，思辨的“表证”无可检验性。其余思辨“证病位”大体也是如此。如里证、胃家实证、肺卫不和证、心阴虚证、脾气虚证、肝阳上亢证、肾阳虚水泛证，都是对一组“证候”的主观意念，“证”内涵的脏腑、经络、气津血精液定位，也不是人体实在的组织脏器病理，所以，“证病位”无可检验性。基于“证病位”与人体组织器官不一致事实，近代中医把“五脏证”称为借用脏腑器官命名的“代号”、或“功能单位”，否定“证病位”指称人体实在组织器官，承认“证病位”并非客观病理部位。
3、2 “证性质”无可检验性
“证性质”包含阴阳、寒热、虚实、风、寒、暑、湿、燥、火、热、毒、痰、饮、气滞、气逆、气闭、气虚、气陷、气不固、气脱、血瘀、血热、血寒、血虚、血脱、阴虚、亡阴、阳虚、亡阳、阳亢、阳浮、津液亏虚、精亏、髓亏、营亏等数十类。它们是中医对不同“证候”的“定性”诊断。“定性”依据不仅指称病人当前证候，而且与医家头脑中的“辨证模型”相对照。于是，被断定为阴、阳、寒、热、虚、实、风、寒、暑、湿、燥、火“性质”的“证候”，不一定并存同一个体、同一疾病过程，而是中医运用“辨证模型”对一组脉症进行的对比归类。归类意义的个别“证性质”（如阴证、热证、虚证）存在“辨证”医家主观世界，认识抽象形成的“证性质”不是疾病成份，并不存在病人体内。所以，“证性质”无观察事实可供检验。
3、3 没有一个“证”被实际观察过
据相关资料统计，中医学拥有800个“证”名。但是，没有一个“证”被中医感知过。
中医四诊感知的是疾病的症状、体征、脉象、舌象等病候，中医从来没有感知过从“证候”中抽象出来的“证”。在中医科学危机背景下，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中医界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的“证本质研究”。人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能证明可观察的症状、体征、脉象、舌象、微观物质等客观指标与中医思辨“证”之间的事实关系。如对“肾阳虚证”病人作T、E2、LH-HCG、LH-RH兴奋试验，结果提示“肾阳虚证”主要发病环节不在肾脏，可能在下丘脑；设定24小时尿17-OHCS测值降低为“肾阳虚证”观察指标，结果在“脾阳虚证”、“脾阴虚证”、乃至“五脏虚证”中均出现24小时尿17-OHCS降低的现象。其余的脾、心、肺、肝证、阴阳、寒热、血瘀“证本质研究”都遇到客观指标与“证”特异性关系问题。例如，根据“血瘀证”11项症状体征和1项理化（血液、循环瘀滞）标准中1项或2项确立诊断的原理，人们检测冠心病、男性不育症等23个疾病和中医确诊的阴阳、气血“虚证”和肾、肺、心、肝气“虚证”，结果，“血瘀”现象“无所不在，无所不包”。人们找不出可以标示“证”存在的特异性指标、关联性指标和鉴别性指标(梁茂新，等，《中医证研究的困惑》，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
人体客观的病理生理指标与思辨的中医“证”没有联系。经过数代人、数十年的“证研究”，人们发现：“凡可以用来检测‘证’的指标，最后都被证明与‘证’无关。如“肝阳上亢”证的“五症一脉”（眩晕、头痛、面赤或面部烘热、烦躁易怒、口苦口干、脉弦）证候主要出现在高血压、甲亢、更年期综合征、颅脑疾病，这些疾病从诊断到治疗都与人体的“肝脏”撤不上关系。一方治疗多种“病”、“证”和不同方药治疗同一“病”、“证”，也否定了“以药测证”的理论(梁茂新，等，《中医证研究的困惑》，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55、66、70、73、81)。由此说明，“证”是“辨证”中医虚拟的诊疗对象。近代哲学家朱广启《物性论》指出：“把客观世界归结为人们的意识的观点是错误的。”以虚拟“证”为诊疗对象，不但阻碍中医对人体、疾病、药物的客观认识，也影响中医治病的临床疗效。

三、辨证论治临床疗效不确定
——辨证论治理论错误之三

王律修 原创

提要: 同“证”（证候）同“治”是辨证论治基本模式，同“证”同“治”临床疗效不确定是基本事实。“证候”相同疾病的本质未必相同，对本质不同“证候”使用相同治法方药，临床结果必然不同。针对虚拟目标的辨“证”论治，既不能深化中医对疾病、药物、针灸理性认识，也不能提高中医治病的临床疗效。辨证论治理论正在经受历史和科学审判。
关键词：中医，辨证论治，疗效

1、同“证”同“治”疗效不确定事实
——辨“证”论“治”基本模式是同“证”（证候）同“治”，同“证”同“治”临床疗效不确定是基本事实。

1、1 同“证”同“治”是辨证论治基本模式
辨“证”论“治”诊疗疾病的“证”（证候）。它的基本模式是“同证同治”、“异证异治”，“有是证用是药，证变治亦变，药随证出，随证随治，不拘泥于某病用某方。”例如，《伤寒论》第13条说：“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桂枝汤主之。”第54条说：“病人藏无他病，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此卫气不和也，先其时发汗则愈，宜桂枝汤。”根据这两条经文确定的诊疗原理，临床只要见到“发热汗出”证候，便诊断为“营卫不和证”。无论它是外感太阳病、伤风病、伤寒病、温病，或是杂病，都可以使用桂枝汤治疗。柯韵伯在注释伤寒论第12条桂枝汤本证时指出：“辩证为主，合此证即用此汤，不必问其为伤寒、中风、杂病也。”这是对辨证论治临床模式的代表性说明 。
辨“证”治法包括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理气、理血、祛风、祛湿、祛痰、开窍、安神等。辨“证”治法诊疗的思辨对象是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脏、腑、经络、风、寒、暑、湿、燥、火、营、卫、气、血、痰、瘀血“证”，实际对象是一组组“证候”。然而，“证”（证候）相同疾病的本质未必相同。所以，同“证”同“治”结果是不确定的模态效应。
1、2 辨“证”论“治”临床模态效应
1、2、1 “汗法”解“表”疗效不确定
桂枝汤解“表”疗效不确定。《伤寒论》记载着患桂枝汤证的病人，服用桂枝汤后的不同效应：有“一服汗出病差”者，有“服一剂尽，病证犹在”、须“服至二三剂者”（12条），有的“得之则呕”（17条），且有因此而后来“吐浓血”者（19条）；有“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24条）；有服桂枝汤后，病情加重，“大汗出，脉洪大”、“大烦渴不解’者（25、26条）。后世使用桂枝汤治“证”亦然，如吴鞠通《温病条辨》观察到有些温病初起有桂枝汤证，但是有的“服桂枝汤己，恶寒解，余病不解”，有的“余证悉减”（上焦篇）。由此可见，不同病人患相同的“发热汗出”证候，被诊断为相同的“营卫不和证”，给予相同的“解表”桂枝汤治疗，其结果有的有效、有的无效。假如用概率方法来计算桂枝汤方证的临床结果，其成功概率和失败概率必然同时存在。从模态逻辑来所，就是一个或然性质的模态效应。不但桂枝汤治疗结果如此，其他辨证论治方证关系、治法临床结果，同样有这种现象。
麻黄汤解“表”疗效不确定。《伤寒论》说：“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3条）“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35条）“脉浮者，病在表，可发汗，宜麻黄汤。”（51条）又说：“脉浮数者，可发汗，宜麻黄汤。”（52条）这几个条文分别表达张仲景用“汗法”治疗“伤寒病”、“表寒实证”、“麻黄汤证”。但是，“发汗”结果同样是或然性质的模态效应。《伤寒论》记载着用麻黄汤发汗的种种结果。有的“汗之而愈”，有的“汗出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82条）；有的“发汗已解，半日许复烦，脉浮数”（57条）；有的“发汗病不解，反恶寒”（68条）；有的“发汗后，不恶寒、但热”（70条）；有的“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26条）；有的汗后“汗出而喘”（63条）；有的“发汗后腹胀满”（66条）；有的“发汗后，水药不得入口”“遂发热恶寒”(76、153条)；有的“汗出不解，心中痞硬，呕吐而下利者”（165条）；有的汗后病情加重，“转属阳明”(181、185、248条)；有的汗后出现黄疸(259条)；有的“其身发黄，久则严语，甚者至哕，手足躁扰，捻衣摸床”（111条）；有的“表虚里实，久则严语”（218条）。可见，麻黄汤解“表”疗效是不确定的。
1、2、2 “下法”治“里证”疗效不确定
《内经》下法为“中满者”设置。《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中满者，泻之于内。其实者，散而泻之。”《伤寒论》以为“太阳病三日，发汗不解，蒸蒸发热者”（248），伤寒吐下后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以上，“日晡所发潮热，不恶寒，独语如见鬼状，发则不视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视。……但发热严语者”（212），“伤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无表里证，大便难，身微热者”（252），“伤寒十三日，过经严语者”（105），“阳明病，发热汗多者”（253）“发汗不解，腹满痛者”（254），“汗出严语者”（217），“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难乍易，时有微热，喘冒不能卧者”（242），是“阳明病”、“胃家实”、“内实证”、“有燥屎”。对这些“阳明腑实证”，辨证中医用“下法”治疗。但是，“下法”临床结果同样是不确定的。
《伤寒论》记载“下法”治疗伤寒病的后果。第78条说：“伤寒五六日，大下之后，身热不去，心中结痛。”79条说：“伤寒下后，心烦腹满，卧起不安。”第80条:“伤寒医以丸药大下之，身热不去。”可见，虽然伤寒病有可下的“腑实证”，但是，“下法”的疗效并不确定。如果使用不慎，“下法”有将“误下”的不良后果。如太阳病误下，或“脉促胸满”（21）；或“利遂不止，……喘而汗出”（34）；或“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清便自调。”（91）“热入因作结胸”（140、131、134）；“因作痞也”，“以下之过早故也。”（131）或成“结胸”、或引起“咽痛”、“两协拘急”、“呕吐”、“热利”、“下血”（140）或“协热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硬，表里不解”（163）。可见，“下法”治“里实证”疗效也不确定。
1、2 3 汗、吐、下三法并用临床效果也不确定
古人已经注意汗、吐、下法不能逐邪。《伤寒杂病论》汗、下法治病效果不确定。吐法治病结果也是或然的。《金匮要略》吐法治疗对象是“宿食在上脘”，或针对食物中毒等病因。同时，《伤寒论》以为“胸有寒”、“邪结在胸中”也可以用吐法治疗：“病如桂枝证，头不痛，项不强，寸脉微浮，胸中痞硬，气上冲咽喉，不得息者，此为胸有寒也，当吐之，宜瓜蒂散”（166条）；又说：“病人手足厥冷，脉乍紧，邪结在胸中，心下满而烦，饥不能食者，病在胸中当须吐之，宜瓜蒂散。”（355条）《伤寒论》载有太阳病误吐后，“反不恶寒发热。”“腹中饥，口不能食。”或“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小逆”的表现（120）；或吐后“反不恶寒，不欲近衣。”（121）张仲景说这些病候是“医吐之所致”、“医吐之过”（120条），说明“吐法”不能祛除太阳病邪，反而伤耗人体正气。
伤寒病汗、吐、下法致“阴阳气并竭”、“痿病”等坏病：《伤寒论》第69条说：“发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烦躁。”又说：“发汗若下之，而烦热胸中窒者。”（77）“太阳病，医发汗，遂发热，恶寒；因复下之，心下痞，表里俱虚，阴阳气并竭；复加烧针，因胸烦，面色青黄，肤润者，难治。”（153）“伤寒吐、下后，发汗虚烦，脉甚微，八九日心下痞鞭，胁下痛，气上冲咽喉，眩冒，经脉动惕者，久而成痿。”（160）“伤寒大下后，复发汗，心下痞，恶寒。”（164）“伤寒若吐若下后，七八日不解，热结在里，表里俱热，时时恶风，大渴，舌上干燥而烦。”（168）这些临床经验记载说明汗、吐、下并用的临床结果也不确切。
1、3 辨“证”论“治”疗效不确定事实确凿
《内经》作者对辨证治法疗效的体验和告戒。早在《内经》制定“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的辨证治则时，已经注意到这一原则应用时，对有些病者是无效的，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指出：“有病热者，寒之而热；有病寒者，热之而寒；二者皆在，新病复起。”《素问.疟论》说辨证论治方法不能控制疟疾病的寒热证候：“夫经言有余者泻之，不足者补之。今（疟疾）热为有余，寒为不足。夫疟者之寒，汤火不能温也，及其热，冰水不能寒也。此皆有余不足之类。当此之时，良工不能止。奈何治？”歧伯回答是勿治“王气”，并用阴阳学说解释治“证”不治“病”存在的疗效问题：“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其属也。”
唐.王冰对辨“证”治法疗效问题感触很深，指出当时医家舍弃寒热反制法而无奈。他在注释《素问．至真要大论》“有病热者，寒之而热。有病寒者，热之而寒，二者皆在，新病复起”一段文字时写道：“谓治之而病衰退，反因药寒热而随生寒热，病之新者也。亦有止而复发者，亦有药在而除药去而复发者，亦有全不息者。方士若废此纯墨，则无更新之法。欲依标格，则并势不除，舍之则阻彼凡情，治之则药无能验。心迷意惑，无由通悟，不知其道，何恃而为？因药病生，新旧相对，欲求其欲，安可奈何？”“以热攻寒，以寒疗热，治热未已，而冷疾已生。攻日深而热病更起。热起而中寒尚在，寒生而外热不除。欲攻寒寒则惧热不前，欲疗热则思寒又止，进退交战，危急已臻。……呜呼！人之死者，岂谓命，不谓方士愚昧而杀之耶？”提出“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王冰治法仍然是辨“证”论“治”方法。
后世中医对辨“证”论“治”疗效问题也有深刻体会。清.徐灵胎《医学源流论》说：“天下有同此一病（证候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惟无效，反而有大害者，何也？”近人姜春华教授也指出：“中医的辩证论治内容，我们现在还搞不清，它有时行之很有效，有时一般有效，有时完全无效。”（姜春华.谈当前的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杂志1982；2（3）：134）辩“证”论“治”疗效不确定是长期困扰中医而未能解决的问题。

2、辨“证”论“治”成功是经验方药作用
——辨“证”中医用经验方药治疗疾病，中医误以为经验方药治病成功是辨“证”论“治”理、法的指导作用。

2、1 中医用经验方药治疗疾病
中药是中医治病的经验物质。如《神农本草经》记载麻黄“主中风，伤寒，头痛，温疟，发表出汗，去邪热气，止咳逆上气，除寒热，破症坚积聚。”菌桂“主百病，养精神，和颜色”；牡桂“主上气咳逆，结气，喉痹，呕吐，利关节，补中益气。”大黄“主下瘀血，血闭，寒热，破症瘕积聚，留饮宿食，荡涤肠胃，推陈致新，通利水谷，调中化食，安和五脏。”石膏“主中风寒热，心下逆气，惊喘，口干舌焦，不能息，腹中坚痛，产乳，金疮。”附子“主风寒，咳逆，邪气，温中，金创，破症坚积聚，血瘕，寒湿，踒躄，拘孪膝痛，不能行走。”实践经验是中药主治病症、有毒无毒唯一来源和根据。从《神农本草经》365味药物到《中药大辞典》5767种中药，没有一味药物主病关系不是民众同疾病斗争的实践经验总结，没有一味中药是根据辨证、治法、药性理论制造出来的产品。正如陶弘景所说：中药莫不是民间“俗法”“深练岁积”所得经验物质。
方剂源于实践经验。方剂是在单味药物基础上，为适合复杂病情需要逐渐总结出来的药物组合。辨“证”论“治”使用方剂都是经验方。例如，“经方”都是经验方剂。汉代以前，有长桑君授予扁鹊的《禁方书》、《内经》十三方、《五十二病方》等方书流传方剂。张仲景《伤寒杂病论》360多个方剂的来源有二个，一是“撰用”《胎胪药录》，二是“平脉辨证”经验总结。可见，经方来源都是经验。桂枝汤、麻黄汤、小柴胡汤、白虎汤、大小承气汤等治疗“证候”方，也是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方。
温病方也是经验方剂。首先，温病方由经验药物组成。如《本经》称菊花（味苦，性平）“主风头眩，肿痛，目欲脱，泪出，皮肤死肌，恶风，湿痹。”连翘（味苦，性平）“主寒热，鼠瘘，瘰疬，痈肿，恶疮，瘿瘤，结热，盅毒。”芍药（味苦，酸，性平）“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寒热疝瘕，止痛，利小便，益气。”栀子（味苦，寒）“主五内邪气，胃中热气，面赤酒疱，齇鼻，白癞，赤癞，疮疡。”《别录》称忍冬“主寒热身肿。”金银花是华佗治疗“阳症痈疽神方”主药。温病学家用金银花、菊花、枝子等经验药物组成“辛凉解表”方剂；用张仲景治疗伤寒阳明病候的白虎汤、承气汤、《小品》白虎加人参等组成“清气泄热”方剂；用《肘后备急方》治温毒发斑大疫难救“黑膏”（生地黄、豆豉、猪脂、雄黄、麝香）的地黄为主药组成“清营”方剂；用陈延之《小品方》“疗伤寒衄血”芍药地黄汤加味组成“凉血”散瘀方剂。可见，温病卫、气、营、血辨证方也是经验方剂。
2、2 辨“证”论“治”成功是经验方药作用
经方治病成功经验事实举例。如桂枝汤治愈伤寒、中风（伤风）案例报告。《伤寒论》用桂枝汤治疗“太阳中风”，有的“一服汗出病差。”（12条）宋许叔微《普济本事方》报告说：“有人病发热，恶寒，自汗，脉浮而微弱。三服此汤而愈。”许叔微用桂枝汤治其乡人吴得谱“得伤寒，身热，自汗，恶风，鼻出涕。此桂枝汤证也。使服之，一啜而微汗解，翌日诸症顿除。”又治里间张太医家妇“病伤寒，发热，恶风，自汗，脉浮而弱。以桂枝汤，一啜而解。”近代名医曹颖甫《经方实验录》报告桂枝汤治愈六个病案：分别为“太阳中风”，“夏日受凉”，“暑夜当风”，“伏天下利”，“脑疽合并伤风。”宋许叔微说：“今伤风，古方谓之中风。”可见，桂枝汤治疗伤风、感冒病有效。
麻黄汤治愈伤寒（感冒、咳喘）病例报告。许叔微《普济本事方》报告说：“有人病伤寒，脉浮而长，喘而胸满，身热头痛，腰脊强，鼻干不得卧。治以麻黄汤得解。”曹颖甫《经方实验录》报告麻黄汤治愈八个“伤寒”病案：其中七例是风寒感冒病：如范姓病例表现是：“伤寒，六七日，形寒发热，无汗而喘，头项腰脊强痛，两脉浮紧。”黄姓病例是“夜行风雪中，冒寒，因而恶寒，时欲呕，脉浮紧。”服麻黄汤后，“汗出，愈。”房客某君病例是“十二月起，患伤寒，一月之久。其脉浮紧，头痛，恶寒，发热不甚。”服麻黄汤（加生姜、红枣）后，“盖被而卧，一刻后，其疾若失。”曹氏总结说：“每年冬季气候严寒之日，患伤寒者特多，我率以麻黄汤一剂愈之，谁说江南无正伤寒哉？”以下俞姓、乡人子、行长弟、门人、恽家四公子五例“伤寒”，也是风寒感冒，经曹家用麻黄汤一汗治愈。
其余经方治病成功事例也很多。如缪仲醇用大剂白虎汤加麦冬、竹叶，治疗章衡阳热病，别后进药，天明遂愈。李士材用大承气汤治一人伤寒八九日重症，得燥屎六七枚，口能言，体能动矣。罗谦浦用四逆汤加人参生姜莲须葱白，治一妇人患伤寒八九日，自利腹痛，水煎，一日服之，至夜利止，手足温，翌日大汗而解，继以理中汤数服而愈（熊寥笙，《伤寒名案选新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曹颖甫《经方实验录》转引上世纪三十年代《现代中医月刊》悼念名医恽铁樵用麻黄汤救活恽氏自家四公子“伤寒咳喘”病的事迹很感人：恽氏自己处方治疗四公子病之前，“二公子三公子相继病伤寒殇。如是者有年，四公子又病伤寒，发热，无汗，而喘。遍请诸医家，疏方不外桑叶、菊花、薄荷、连翘，杏仁、象贝。服药后，热势依然，喘益加剧。先生终夜不寝，绕室踌躇。最后毅然自书《伤寒论》麻黄汤轻剂一付。药后，病儿汗出喘平而愈。”众多事例说明，辨“证”中医用经验方药治病的确有效。
2、3 区别经验方药作用和辨“证”论“治”理论
本文之前，中医并未区分辨“证”论“治”理论和经验方药作用。辨“证”中医用经验方药治病成功遗留下的重大观念问题是：人们误以为中医“方、药”是在辨“证”论“治”理、法指导下发挥作用。其实，进入人体、发挥治病作用的“方、药”是经验物质，经验物质不是辨“证”理、法合成制造产物，辨“证”论“治”理、法不过是中医对经验“方、药”原理的理解。虚构的辨“证”论“治”理、法模式指导的同“证”同“治”疗效不确定——临床结果可能遭遇失败！

3、辨“证”论治失败是理论失真
——辨“证”论治理、法、方、药针对虚拟目标，既不能深化中医药理性认识，也不能提高中医药临床疗效。

3、1 辨“证”论治失败有历史记录
秦汉医家报告过辨“证”论治失败。《素问.至真要大论》指出：“经言盛者写之，虚者补之，余锡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显然，古代医生已经运用辨“证”（病机）治法，这种治法不能收到完满治疗效果，还存在“言热未已，寒病复始；同气异形，迷诊乱经”的问题（《至真要大论》引上古医经《大要》的话）。黄帝希望另外有“稃鼓相应、拔刺雪污”样疗效确切的治病方法。歧伯仍然用“审察病机，无失气宜”的辨“证”方法来解答。对于“服寒而反热，服热而反寒”治疗失败的问题，则用治疗“王气”的反面——“正虚”的方法来解决。《素问.疟论》指出“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的辨证论治方法不能制止像疟疾这样的寒热证候。古代医家说的是科学实话。
张仲景《伤寒论》把辨“证”论治方法运用于临床，报告过麻黄汤、桂枝汤治“证”遭遇的失败。
晋唐医家怀疑“经方”临床疗效，不怀疑辨“证”理论。唐代孙思邈《千金翼方》率先揭示张仲景书中桂枝、麻黄、大青三方辨“证”用药模式，并举荐仲景方药“特有神功”，推动了辨“证”医学统率中医学过程。临床医学追求疗效为根本目标。晋唐医家颂扬张仲景辨“证”治法，临床多不完全顺从其方药，晋唐“时方”盛行可以为证，“时方”是临床医家自制方剂的称谓。《千金翼方》治疗伤寒有“师仲景法，变仲景方”一说，具体做法如大青龙汤加大量清热药物，辅助石膏清热，解表方中加升麻、葛根，清里方剂加苦参、寒水石、大青、栀子，或加硝、黄通腑泄热。由此开启后世辛凉解表、表里双解制剂治温病之先河 。伤寒方中加入寒凉药以清内外之热，说明晋唐医家怀疑“经方”治病临床疗效，但不怀疑辨“证”论治理论。
3、2 金元医家强烈感受到经方不治疫病
临床实践证明经方治温疫无效。公元十二世纪（1213-1221年和1232年），我国华北地区多次流行“大头温病”（即鼠疫），在伤寒辨证论治风行时代，面对肆虐生命的疫病，金元医家使用当时流行的“经方”（《伤寒》、《金匮》、朱肱《类证活人书》、及《和剂局方》等医方）治病，都没有控制疫情。很短时间内，近百万人丧生，“温病死者过半”（北宋庞安时《伤寒总病论》）。事实面前，医家不能不怀疑“经方”疗效。如许叔微说：“读仲景书，用仲景法，未尚守仲景之方。”张元素《医学启源.序》提出“古方新病，甚不相宜，反以害人。”又说：“仲景药为万世法，号群方之祖，治杂病若神。”言外之意，仲景方治疫病无效。北宋石藏用说：“今人禀赋怯薄，按古方用药，多不能愈病。”时医陈承说：“按古方用药，多不能愈病。”刘河间信守“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辨“证”论治原则，先把“鼠疫”当作“伤寒”，后来也说“古方不能治新病。”他在《保命集》中说明“不遵仲景法”，理由是热病用桂枝麻黄等辛温大热之剂，有可能发生“其病转甚，发热狂衄斑”严重后果。河间仍然以“证候性质”为病因，认为疫病“病因”是“火”，当用“苦寒”之药，不可用辛温大热之剂。他治“表”用辛凉之剂（益元散、凉隔散、甘露饮），攻“下”亦不外大小承气汤，半表里则创双解散、三一承气汤。刘河间学术思想仍然停留于辨“证”论“治”，同样因为疗效问题而未能诚服天下，乃至与之观点并立的“易水”学派攻击他们医案中存在寒凉药所致的坏证（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163、166、169、175）。庞安时反对用伤寒汗、吐、下法治疗温病。
李东垣专方治病初露端貌。李东垣也是公元十二世纪那场鼠疫劫难的亲身经历者，他在《内外伤辩惑论》书中，把“鼠疫”病因误判为“内伤”。他感于伤寒古方不治疫病，创造出著名的普济消毒饮方剂（黄芩、黄连、橘红、玄参、生甘草、板兰根、马勃、连翘、鼠粘子、白僵蚕、升麻、柴胡、薄荷、桔梗等），用专方通治“大头天行病”获得疗效，因此涉医成名 。
可以说，中医辨“证”论治缺陷与专方治“病”优势在金元时期已经露出端貌。可惜，金元医家只问责经方疗效，不觉悟支配经方辨“证”论“治”原理问题。一旦疫病灾害过去，中医依然迷“经”辨“证”。如元明医学家大力倡导“读仲景书，用仲景法”（元.朱震亨《格》书），中医复古风气盛行。随着中医认识对象向经典医著方面转移，理论失真、疗效不定的辨“证”论“治”医药模式上升为中医学术的主导思想。
3、3 温病辨“证”论治存在疗效问题
“汗法”不能根除温热病邪。自从《内经》提出“体若藩碳，汗出而散”和“其在皮者，汗而发之”治法以来；发汗是中医治伤寒、热病、温病“表证”的主要治法。但是，“汗法”治疗温病结果同样是模态效应。尤其热病单用“汗法”，后果极为严重：《灵枢.热病》说：“热病已得汗而脉尚躁盛，此阴脉之极也，死”；“病热已得汗出，而脉尚躁，喘且复热，勿刺肤，喘胜者，死”（59页）；《素问.评热病论篇》引上古医经《热论》的话：“汗出而脉尚躁盛者，死”，经验说明“汗法”不能治疗“阴阳交”这种温病：“有病温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疾，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复热者，邪气也；汗者，精气也。今汗出而辄复热者，是邪盛也。”《内经》已经指出了“汗法”治温病失败原因是不能祛除邪气。
温病学家不识温病真实病因。清代我国对外交流频繁，鼠疫、天花、白喉、猩红热、真霍乱等“新病”接踵传入我国，吴中叶桂建立“卫、气、营、血辨证”温病学说，以“薄剂”取容病家。“温病”、“卫、气、营、血辨证”不过是变换了辨“证”模式的“证候”分类治法，温病学说并没有认识到“温病”的真实病因，甚至没有治疗“温病”的专用方药。所谓“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之说，依然是无视病邪本质的“守形”治法。所以，叶天士代表的温病辨“证”论“治”临床疗效不佳。近人姜春华教授评论说：“我看清代许多名医医案，治疗温病（包括湿温）险症百出，令人惊心动魄，其效果之所以不佳，正是受此老之教，清淡如儿戏。” 对感染性疾病实施“汗法”之类“证候”治疗，临床失败无可避免。归根结底，辨“证”论“治”失败是理论模式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