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去年在免疫规划外，为近亿孩子注入额外的一剂麻疹疫苗。多数接种的孩子顺利成长，极少数发生了疑似异常反应———或因血小板减少症成了“玻璃人”，或因脑病命悬一线，或者已经死亡。

命运是什么？

去年此刻，命运是针管，在免疫规划外，为近亿孩子注入额外的一剂麻疹疫苗。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强化免疫，裹挟着巨大争议付诸实施。多数接种的孩子顺利成长，极少数发生了疑似异常反应———或因血小板减少症成了“玻璃人”，或因脑病命悬一线，或者已经死亡。

接种必然伴随异常反应，但对于这次额外的接种是否必要，争议从未停息。从疾病预防控制(下称“疾控”)部门到免疫学界，都有专家公开反对，称之为粗放的、一刀切式的公共卫生策略，轻视个体利益；支持者则以群体利益为依据，赞同执行。

少有人注意到，遭受厄运的家庭正举步维艰。病症拖垮了经济；鉴定、维权，路陡且长——— 在尚待健全的中国疫苗体制下，这就是他们的命运。

“额外一针”

8月末的一个下午，5岁的哈尔滨男孩李玮翔又趴在窗台边，好奇地打量着城市边缘所独有的熙攘。母亲的目光不离他分寸，明白他的渴望，却绝不敢满足。孩子腿上针眼大的血点暗示，他的血小板数量远低于常人，血液难以凝结，周身不时内出血；一旦外出磕碰，后果不堪设想。

千里之外，安徽芜湖，3岁男孩张钰佳刚从睡梦中醒来；慵懒地翻个身，没有半点这个年纪的好动，背上是一层浓密的绒毛。同为血小板低下的“玻璃人”，长时间注射激素改变了他的体貌，好在尚未摧毁对世界的好奇。

好在他们还能看见重庆男孩胡侨已告别的这个世界。

命运的洪流去年9月席卷了他们，讯息出现在8月2日。那天，国家卫生部网站突然刊出通知，“根据《2006-2012年全国消除麻疹行动计划》和《2010-2012年全国消除麻疹行动方案》要求，卫生部决定于2010年9月在全国范围开展适龄儿童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活动。”

所谓适龄，在京、沪、豫、黑、桂五省市是8月龄至14岁，在吉、琼、青等三省份是8月龄至6岁，在其他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则是8月龄至4岁。

所谓强化免疫，即“上述目标人群，无论既往麻疹免疫史及患病史如何，凡无麻疹疫苗接种禁忌证的儿童，均接种1剂次(0.5毫升)麻疹疫苗。”

近亿儿童被框入接种目标人群，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郝阳承认，这是我国短时间内接种人数最多的一次活动，目的是“加速消除麻疹进程，建立人群免疫屏障”。

这样大规模的接种来得毫无征兆，为它饱受诟病埋下伏笔。尽管时任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中心主任的梁晓峰（现任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曾告诉《财经》杂志记者，卫生部门筹备了两三年，准备了1.1亿多支麻疹疫苗；但直到去年8月2日下发活动方案后，活动才渐为人知晓。

方案要求各地摸底调查，了解目标人群的具体数量，在此基础上，提出“工作指标”：“以县为单位，目标人群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接种率达95%以上。”

这个数字来源于麻疹本身的需求。麻疹是一种危害儿童健康的呼吸道传染病，其传染性远高于SA RS和甲型流感。对于人群来说，确需有95%以上的人有免疫力才能形成有效的免疫屏障，阻断麻疹病毒传播。

问题是，强化免疫是额外的一针。根据现行的国家免疫规划，孩子出生后共要进行两次麻疹类疫苗接种———8月龄时接种1剂次麻疹疫苗，18至24月龄时接种1剂次麻腮风疫苗(预防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 这额外的一针该不该打，成了去年9月争论的焦点。

反对的声音

“一个三岁女孩的父亲”———这是北京大学免疫学系副主任王月丹当时撰写博客反对这次强化免疫时的落款，他在文中明确表示将拒绝带女儿参与接种。

王月丹的专业身份令他成为最显眼的反对派。这些博客发表于去年9月初，被大量育婴论坛转载，形成反对的声浪。网络、短信中，小道消息迅速流传，称接种将使用“美国赠送的产品”，“完全可能是慢性毒药”，虽然在卫生部连发六文后得到澄清，但客观上壮大了反对声势。

戏剧性的一幕此时出现。王月丹删除了此前的博客，并在9月10日、接种启动当天凌晨发表新文，决定同意女儿参加接种，态度转变之大令人错愕。

在杂乱、寂静的办公室里，回忆起一年前的风波，王月丹语调平静。他坦承，转变的主因是疾控部门的多次沟通、交涉，但强调，自己的观点被误读也是原因之一。

“为什么最后同意女儿接种？是想告诉大家，它是安全的，我相信它的安全性，但我是个谨慎的人，偏保守，我认为没有必要这么做，大家没有仔细听取我的意见”，王月丹说，自己的反对源于程序原因，“中国有严格的计划免疫措施，经过了完善的科学论证，而强化免疫是临时性补救措施，只在疫情严重时才考虑，既然原来的免疫计划很理想，去年又没有预测到麻疹的暴发性流行，就没有必要大规模地强化免疫，应该相信原有措施。”

陶黎纳是上海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医师，去年9月，他也发表了多篇博客，传播率比不上王月丹，但作为预防接种一线工作者，其观点具备相当说服力。他对南都记者表示，时隔一年，自己的态度仍明确，“强化免疫就是‘皇帝的新装’。”

他在博客中阐述，一般认为，接种1剂麻疹疫苗的保护效果是85%，接种2剂理论上可以达到98%(即85%+15%×85%)，已超过95%的阻断要求；接种3剂理论上可以达到99%，“直接收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长远来看对消除麻疹也没有实质性帮助。”

卫生部在争论高潮时发布了《全国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活动问答手册(第二版)》(下称“问答手册”)，在介绍我国麻疹流行情况时指出，“2009年全国麻疹发病大幅下降，报告病例52461例，发病率达到3.9/10万，每10000例病例中仅有7例死亡，为历史最低水平，但距离世界卫生组织确立的将麻疹发病率降至0.1/10万以下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

陶黎纳称，这只是事实的一面，另一面是，所有麻疹病例中，超过半数是不足8月龄的婴儿和超过14岁的人群，在上海、天津、北京、山东等地，这一比例更高达70%“也就是说，麻疹强化免疫的对象完全搞错了。”

卫生部陈述中的后半段，则与王月丹的猜测相关：“这次强化免疫，经济利益应该不是主导因素，中央财政投入的1.57亿元疫苗和注射器经费不算多，厂商赚不了多少钱，世界卫生组织(WH O )的要求倒可能是因素之一。”

王月丹说的“要求”，是W H O2005年提出的目标：西太平洋地区2012年消除麻疹。目标甫一出台，中国就积极响应，下发了《2006-2012年全国消除麻疹行动计划》，希望在2012年将全国麻疹发病率控制在1/100万以下。

陶黎纳认为，周而复始的麻疹强化免疫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他透露，广东省2009年刚做完8月龄-14岁人群强化免疫，在去年的这轮强化免疫中，有将近3个年龄组儿童连续被强免；我国从2004-2009年有27个省开展麻疹强化免疫，累计强免1.86亿人。

卫生部显然也注意到了这种猜测，在问答手册中设置了问题：“此次强化接种是为了完成中国对WH O消灭麻疹的承诺吗？”答案没有直接予以否认，但强调，“主要是……为了保障人民健康”。

在卫生部针对此次强化免疫举行的通气会上，W H O驻华代表处扩大免疫规划组组长Lisa Cairns列席。她解释说，由于目前没有廉价、快速的方法，检测孩子是否对麻疹产生了免疫力，且少数孩子无法通过常规的接种获得免疫力，所以W H O才推荐这种“非选择性的强化免疫”，保护儿童的健康。

美国爱荷华大学公共卫生管理博士廖俊林不同意这种“健康”论，并用计算佐证观点。他列举了多种严重异常反应的发生几率，与中国麻疹发病率比较，得出结果：打第二针时，发生严重异常反应的几率就有可能高过目前得麻疹病的几率，若打第三针，负收益更是高到了令人警惕的地步。

在问答手册中，卫生部承认异常反应的存在，但指出，“需要医院治疗的麻疹疫苗不良反应是极少的”。为了应对争议，卫生部除了连发六文辟“毒药”之谣外，还召开新闻通气会、组织在线访谈，坚持强化免疫的必要性，称“复种或者第三次接种，会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并不断与反对者沟通，其中重点当然包括王月丹。

显然，强化免疫势在必行。

9月16日清晨，王月丹拿着知情同意书和接种卡片，带着女儿来到医院，经过老师、医生的询问、核实、登记，完成了注射。他把这些也记录在博客。而当胡永彬几个月后读到他的博客时，已与儿子胡侨阴阳两隔。

一龄童之死

去年9月，在广州打工的胡永彬还不会上网。电视上，他看见了卫生部的批驳、澄清，头一回听说强化免疫。胡永彬急忙打电话回老家重庆合川，要妻子温章春记得带胡侨去接种。

9月14日赶集那天，为图方便，温章春带着刚满1岁的儿子坐船渡河，到与娘家仅一河之隔的四川省岳池县赛龙镇接种。

后来的诊断报告里称，卫生院的接种医师询问了健康状况、有无接种禁忌，还告知了接种注意事项，但据温章春回忆，卫生院里接种繁忙，陆续有几十个孩子来打针，医师只递来一张纸，同意就签字，不同意就走。

“带去就是为了打针嘛，之前打过那么多疫苗，也打过麻疹的，没想过会出事”，温章春回忆说，针扎在右胳膊，孩子哭闹了一小阵，没有被要求留院观察，就踏上了返程路。

医生也没嘱咐她，不可随便用药。当第二天早晨孩子发了烧后，温章春喂了他点退烧药，未能击退热度。16日，她将孩子带到接种的赛龙镇卫生院，医生诊断为正常反应，只是让护士用酒精给孩子擦了擦身。烧仍没退，16日晚上孩子彻夜哭闹，到17日傍晚已口唇青紫、两眼上翻，温章春这才将他急送到合川区龙市卫生院就诊。

从合川区人民医院，再到重庆市儿童医院，胡侨的病情一再加重，持续昏迷。直到18日傍晚胡永彬打通中国疾控中心电话时，孩子接种后疑似异常反应的情况才得以上传。对方答应，协调接种地四川与户口地重庆，合作处置此事。

当晚9点50分，胡侨死亡。

接下来的一天里，胡永彬花了一百多块钱打电话，国家疾控中心免疫规划中心协调后建议，由重庆疾控中心来做尸检，以资鉴定。

“主治医生一开始劝我，别做鉴定，‘中国没几个地方能鉴定说疫苗引起了死亡’，但后来听说是国家在协调，又觉得有希望，让我把清单都打印好，可能用得上”，胡永彬的情绪也被带动起来，不管周围的非议，坚持接受尸检、鉴定，想把事情弄明白，“医生说，能调动国家来协调，肯定不简单。我也觉得，怎么都会给出个公正的结论。”

等待尸检结论时，夫妻俩学会了上百度贴吧、聊QQ，网络打开了视野，让他们意识到，在这个国家还有许多和自己一样奔走的家庭。在贴吧和QQ群里，他们认识了李玮翔的父亲李贵宾、张钰佳的父亲张林，在交流中他们感觉到，“医疗维权难，疫苗维权更难。”

事实似乎印证了这种判断。去年11月底、12月初，尸检结果与诊断报告先后送达，专家的论断令胡永彬心凉：偶合。

对这对打工夫妻来说，这是个全新的概念。卫生部在问答手册中解释说，偶合是指受种者接种时正处于某种疾病的潜伏期或前驱期，疾病在接种后发作，与接种仅在时间上有巧合关联，并无实质联系。

细究文书，这个结论并不能令夫妇俩信服。病历显示，胡侨在治疗中凝血异常、重度贫血，医院一度为其输注血浆、凝血因子，并怀疑死因之一为血液系统疾病。这项猜测未被列入考虑。尸检结果称，胡侨的胃底部胃壁平滑肌变薄，变性坏死、出血及胃壁穿孔，出血达致死性出血量，是其死亡的主要原因。

重庆市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专家组撰写的诊断报告采纳了这一结论，并在排除过敏性休克和疫苗注射部位感染后，断定死亡与接种无关。

胡氏夫妇不能接受这个说法。他们不明白，孩子原本健康，缘何突然胃部穿孔出血？又为何会出现凝血异常？联想到李玮翔、张钰佳的血小板低下状况，他们要求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梁晓峰解释原因，后者未能给出回答。

胡永彬透露，自己多次联系梁晓峰，最后惊动了卫生部部长陈竺，“陈部长找了重庆，市里才给了6万元人道补偿，而且要签协议，保证不再上诉。”

事实上，这个条款有些多余。按照问答手册，即使胡永彬对诊断报告不服，也只能向重庆市医学会申请鉴定，作为最终结论；医学会与组织专家组的省级疾控机构属同一系统，这样的体制设定，让夫妻俩被多位律师拒绝。

回到广州，坐在白云区一间月租400元的旧屋里，想起儿子的死，两人还会流泪，“打疫苗本来是孩子的福利，现在怎么成了伤痛呢？”

等待“办法”

跟胡氏夫妇比起来，安徽芜湖的张林与北京的陈军(化名)似乎要幸运些。像他俩这样在专家组调查诊断中获得进展的，在众多疫苗问题家庭中少之又少。

去年9月11日，张钰佳被妈妈带去芜湖市镜湖区吉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当晚就开始发烧。23日，张林带儿子去芜湖中医院检查时，一度以为机器出了故障：儿子的血小板仅39个单位———正常值应在100到300之间，低于50就易内出血，低于20则易颅内出血。

孩子次日入住芜湖市第一人民医院时，血小板已跌至15个单位。临床诊断为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是列入问答手册的异常反应之一，发生率约为30/100万剂次。

和钰佳一样，陈军的儿子成成(化名)被送入医院时也宣告病危。医生判定他得了4种病：急性波散性脑脊髓炎、疱疹病毒感染、中度贫血和吸入性肺炎。脑病同样列入了问答手册，发生率小于1/100万剂次。

他们奔走。经过芜湖市、北京市的专家组调查诊断，他们都获得了相似的结论：不能排除是麻疹疫苗引起的异常反应。

话虽含蓄，在张林看来，却已是疫苗问题家庭获得的最有力证词。王月丹赞同张林的看法，“‘不排除’，是最有利于患者的话了。写不写偶合，很多时候是良心判定。从科学角度而言，没有绝对的事，如果专家内心不想认定，有一万条理由说它与疫苗无关，所谓不排除，其实就是肯定了。”

持着这柄“尚方宝剑”，维权的路却非一帆风顺。

5月11日，张林又出现在芜湖市卫生局的办公室里。对于如何进入市政府大楼这座宏伟的建筑，他已驾轻就熟，办公室里的人对他也毫不陌生，随意地招呼，“来了啊？今天领导不在。”

接下来的对话，对张林来说再熟悉不过。他又一次从省卫生厅获得建议，“再找芜湖商量商量”；这边则重复着，“财政上拿钱很难，程序非常复杂，两个局长开了两次协调会了，这种钱从来没有支出过。”

又是奔走。张林几乎每星期都去一次省厅，一个月下来，省厅的一位局长终于答应给市里下个文件，要求为孩子会诊、看病，协商补偿；可到了市里，依旧无法解决，倒是出具了新一份的诊断结论，确定孩子的病是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在省市的互相推诿中，张林似乎觅得了一线希望，但又卡在了新问题上———省卫生厅表示，要等安徽省出台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办法，才好计算补偿。记者查询发现，安徽省2009年就制定了《安徽省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办法(草案)》，并赴京征求专家意见，但此后再无消息。

陈军在北京也得到了一样的回复——— 补偿办法还在公示，建议等着。

还是奔走。张林先后拿到了13万元补偿，相比30余万元的花销，这个数字无法令他满意，他还打算上北京。陈军则与卫生部门达成一致：参照脊髓灰质炎疫苗异常反应的条款协商补偿。距离事情的完满解决尚远，他们都还需奔走与等待。

只剩信念

奔走与等待，是让李贵宾绝望的词。

为省钱而取消了家里的宽带后，他只是偶尔跟张林通个电话。“他比我会钻”，听说张林的进展后，李贵宾赞赏地说，再琢磨一会，又补充道，“他的经济状况也比我稍强点。”

濒临崩溃的经济已让他无暇奔走。一家三口所住的是姐姐家的房子，位于哈尔滨城市边缘的一处陈旧小区，楼道的墙都已斑驳。早先联络多的时候，他还会劝张林，少给孩子用激素。现在，张林一边减少激素用量，一边用上了每月三四千元的中药，李贵宾则刚换了医生，把每周400元的药方换成了每周100元的药方。

毕竟，张林原是公司的管理层，欠下15万的外债，还能勉强周转；李贵宾原本干的是铁艺，还指望着妻子新开张的发廊能挣点钱，可儿子李玮翔的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时刻离不了人，妻子只能转手发廊，全职照看，李贵宾每天打零工挣百来块，成了家庭全部收入。

“我打过几次电话，区疾控的人说不是疫苗引起的，我让给证明，他们说可以花万把块去鉴定，我哪有那个钱？”李贵宾无奈，“我有心想去找，但也必须生活，现在一天不干活，孩子的药费就可能续不上。”

事实上，当南都记者走访道里区、哈尔滨市两级疾控部门时，工作人员尚对李贵宾家的事一无所知。

河南新乡农民张兆华能理解李贵宾的心情。家里的饭桌上，除了馒头、稀饭、咸菜，已难看到其他菜，两个儿子性格迥异，小儿子调皮捣蛋，大儿子张俊龙才12岁，已经开始唉声叹气。去年9月15日，他从操场上被同学喊去打针时，父母甚至都没听说过强化免疫活动。

“他是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很麻烦，不好治愈，发病的原因很复杂，跟疫苗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讲得通，但没法确定”，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徐学聚医生说。

鼻眉之间鼓起的包记录着孩子曾遭的罪。最低时，血小板只剩下几个单位，护士只能使劲往他鼻子里塞棉花，去阻挡止不住的血，以至于棉花把鼻腔摁坏，还伸到了嘴里。接下来的日子，一边治着再障，一边还数次住院，治疗流脓的鼻子。

“不敢找医院理论鼻子的事，怕他们一生气，不管治再障了”，老张坦承心情，“县里不承认是疫苗引起的，又没钱做鉴定。能借的钱都借完了。”

张林的隐忧也未除，“担心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转成再生障碍性贫血，山东临清的孙海明女儿就是这样，手部还坏死了，所以要想办法，尽快把病治好。”

然而，无论张林、张兆华，还是李贵宾、陈军，都已债务满身，步履艰难。治疗拖垮了这些疫苗问题家庭，支撑他们的，或许只剩下信念。“我和爱人有这么个信念，只要孩子在身边，失去一切、花多少钱，我都认了”，李贵宾说。

回望与反思

“风险再小，也没有必要搞这件事”，这些认定、未认定的异常反应案例，就是王月丹所说的风险。

他解释说，“风险是个群体性概念，麻疹有风险，接种也有风险，希望通过这次强化免疫能让公众明白，选择比评价疫苗本身是否安全更加重要。”

陶黎纳将强化免疫定义为“一种粗放的、一刀切式的公共卫生策略”。据他介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预防接种工作基础薄弱，人群麻疹疫苗接种率普遍不高且缺乏书面接种记录证明，“对人群进行书面接种记录验证后对无接种史者进行接种在操作上反而显得繁琐，无论接种史都接种1剂麻疹疫苗有利于简化接种流程和迅速提高该人群的麻疹免疫力。因此，麻疹强免只是在特定背景条件下的一种公共卫生行动，且只应该用一次，之后应该靠常规接种工作保持人群的免疫力。”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着手建立起了一整套的免疫规划，去年参加强化免疫的孩子大都持有疫苗接种卡，上边详细记录了他们的疫苗接种次数，在王月丹看来，继续采取这种不问接种史的公共卫生行动就显得不合时宜。

然而，即使他们早在去年9月初就发表这些观点，仍未改变强化免疫的执行。

“就好比一艘航空母舰出海了，再想要它回来就需要非常大的力量———箭在弦上，近亿支疫苗都制造好了，难道要浪费1.53亿的投资？要改变院士这一级的那些预防医学专家的观点是很难的，他们担心传染病，却忽略了疫苗本身的风险”，王月丹说，“其实，不需要的地方宁可浪费。”

在他看来，在大部分地区没有麻疹流行的情况下，首先不应采取这种过激决策，真的要执行时，也应检测血清阳性率，看孩子们拥有抗体的比率，“花钱检测比直接打疫苗保险，现在决策时应该有这种以人为本的思路，毕竟不是刚解放的时候了，当时传染病比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威胁大，应该抛弃那种温饱型想法了。”

陶黎纳则认为，血清学检测各方面成本较高，更科学、节约的做法是根据接种证查漏补种。

卫生部门并未采纳这些意见，仍按原有方案实施了强化免疫。在今年1月的全国卫生工作会上，卫生部部长陈竺称，包括去年9月这一次在内，2010年全国范围完成1.02亿人次(有专家估计，去年9月的强化免疫实际接种人数在8000万左右)的麻疹疫苗强化免疫，麻疹发病率较上年同期下降25.8%。

然而，强化免疫的效果并不全都这么喜人。一位疾控部门工作人员告诉南都记者，去年的这轮强化免疫对免疫规划工作打击重大，“主要是对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的打击，工作量非常大，又不被某些群众理解，个人也未增加收益。医务人员工作热情下降，影响工作质量，接种率低，疫情升高，(同时还要)开展其他补充免疫、查漏补种等大量工作，这是恶性循环。”

尽管有这些负面效应，她依旧相信，全国统一时间开展强化免疫是有必要的，“有过接种史，也有可能免疫失败的。或者某些由于个体原因，抗体下降得比较快，即持久性差，所以国家出钱再次加强免疫，是好事。”

时隔一年，观点的交锋并未缓和，接受采访时，王月丹提醒说，反思强化免疫尚未到时候，“美国1976年有一位士兵死于猪流感，刚上台的福特总统需要树立权威，所以展开强化免疫，当时就造成13例死亡、1000多例格林巴利综合症，这件事直到2007年还有争议，所以讨论中国的强化免疫可能还需要时间。”

“不过，经过这一次，强化免疫在很多年之内应该都不会搞了”，王月丹说，“卫生部的工作重点是医改，而且人们的知识层面改变了，不像几十年前。”

南都记者 叶飙

发自黑龙江、河南、北京、安徽、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