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老中医潘德孚的博客：
免疫疗法的失败数据
天花

1796年，爱德华·詹纳证明用牛痘疫苗可以预防天花，此后，针对天花的接种就开始了。即使如此，1839年，英格兰的天花流行病仍然十分猖獗，以致夺去了22081人的生命。1853年，英格兰政府颁布了强制接种天花疫苗的法令，但天花的发病率却一直上升。1872年，英格兰又一次发生了天花流行病，44840人丧生，其中多数人已接种过天花疫苗。1948年，英国废除了《义务接种法》。德国和日本都曾发生过类似灾难。1918年，菲律宾发生一次历史上最严重的天花流行病。尽管美国政府事前已强迫300多万本地居民注射了疫苗，但其中仍有47369人患上天花，16477人死亡；1919年，接种人数增加了一倍，扩大到700多万人，但其中仍有65180人患上天花，44408人死亡。天花流行病是接种计划的直接结果。”（《现代医疗批判》第24页）

（英国政府从强制接种牛痘疫苗，到废除义务接种差不多经历100年的时间，日本政府从立法取缔中医，到给中医平反，也经历一个世纪，看起来，中国政府要真正复兴中医，也得一个世纪的时间。）

“1870-1872年间，强制性免疫已经推行了18年，全民免疫也实施了4年（该行动所有反对者均遭到严厉惩罚），英格兰已经有97．5%的人口接受了免疫。而正是在这个时期，英格兰发生了本世纪规模最大的天花流行，44000余人丧失了生命。实际上，死于天花的人比上一次流行时增加了2倍，而那时还很少有人接种此疫苗。1871年后，莱策斯特镇公民拒绝接受疫苗，主要是因为1870年天花大流行时的高死亡率使他们确信疫苗是无用的。在随后的1892年流行期，莱策斯特镇主要靠加强卫生隔离检疫制度进行预防，与99%的人口接受免疫的瓦灵顿镇相比，该镇死亡率仅为1/100000，而瓦灵顿镇患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为莱策斯特镇的6倍和11倍。”“塞拉利昂的经历也可以证明，疫苗并非消灭天花的功臣。20世纪60年代末，塞拉利昂天花发病率居世界首位。1968年，该国开始实行消灭天花的行动，三四次大规模的流行都是通过发现和隔离病人得到控制的，而不是免疫。15个月之后，该地区报告了最后一例天花病例。”（《医生没有告诉你的》第78页）

“众所周知，天花在有强制人工免疫治疗的国家和毫无免疫治疗的国家同时下降。换言之，天花免疫治疗并没有减低天花的发病率，而接受了天花免疫治疗并不能保证完全免疫。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例如，美国威廉·霍华德·海医生在‘医药自由协会’对消除强制免疫治疗法案的会议中指出：在他亲自监察的33宗天花病例，其中29名患者（有疤为证）曾接受过天花的人工免疫治疗，更有部分患者的免疫治疗还没有超过一年。”（《顺势疗法》138~139页）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很简单：生命是动态的，时空是不断变化的，包括天花病毒在内。在不同的时空中，人的生命，抗感染的能力在变化；病毒的感染能力也在变化。

脊髓灰质炎：

Salk疫苗刚刚投放市场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直到20世纪60年代脊髓灰质炎病毒感染上升。由于患者数目在50年代仅为二位数，而进入60年代后开始飚升，那些热衷于找到治疗办法的人们都认为疫苗其实是无效的。
Sabin开发了第一个口服活疫苗，并在上世纪60年代取代了Salk疫苗。这种类新型疫苗不仅可以产生长期免疫，而且能够消灭肠道中存在的病毒株。由于服用疫苗者可以连续数星期从口腔和粪便中排出病毒，所以理论上可以产生一种提高群体免疫力的效应。换句话说，选择口服活疫苗后，接受免疫者可以为未接受免疫者提供免疫力。

然而，现在科学家们已经意识到，其实活疫苗并不能对非免疫人群形成这种‘后门’免疫效应。这个结论是科学家在对台湾的一次脊髓灰质炎爆发流行进行调查研究后得出的，在这次流行中，98%以上患儿接受过疫苗接种。甚至美国FDA也承认：“我们现在已经明确，利用免疫者进行病毒疫苗的二次播散，这种方法对提高群体免疫力几乎没有作用。”

说明脊髓灰质炎疫苗无效的证据还有很多。最近爆发的流行几乎都发生在已经接受过疫苗接种的人群而不是未接受疫苗接种者。比如1961年马萨诸塞州发生的一次脊髓灰质炎流行经疫苗接种群体中瘫痪发生率高于未接种疫苗群体。还有，即使疫苗真的起作用，你也未必能够获得对抗某种病毒株的免疫力。在格拉斯哥的一次甲肝大流行中，24名感染者进行了脊髓灰质炎病毒抗体检查，其中仅有1/3达到可抵抗某种病毒株的滴度。（以上资料摘自《医生没有告诉你的》第86~87页）

发明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索尔克教授在1977年的《科学摘要》中指出：“……例如用活的病毒疫苗来对抗感冒和麻痹性的脊髓灰质炎，往往都会由于为了预防而变成患上了该种疾病。用活的病毒疫苗来对抗麻疹和流行性腮腺炎会引致多种副作用，包括大脑炎……活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是现今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导致脊髓灰质炎的主要原因……对于用脊髓灰质炎病毒作疫苗，现今已有充分的证据显示使用这样的疫苗有导致麻痹症的危险，这就刚好与从前的信念完全相反……”（《顺势疗法》第145页）

“目前，人们对接种麻疹疫苗非常重视。这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麻疹可以致“脊髓灰质炎这类疾病有其发作周期，1910、1930和1950年间都曾爆发过大流行，然后发病率骤减至接近于零。50年代发病高峰期也正是疫苗被引进的时期，有人引用韦林·詹姆士的话说：‘大自然的功勋被疫苗抢走了。’美国医学批评家罗伯特·门德尔松说：‘疾病和时尚有着一样的特点，那就是有来有去。’中国很多疫苗接种活动证明，尽管存在体现其效果的依据，但它们实质上不过是疾病爆发与沉寂的交替规律而已。从前认为已经消灭的疾病，如结核和脊髓灰质炎，现在重新爆发流行。类似例子还有结核在许多西方国家的重现、脊髓灰质炎在加拿大的重现以及白喉在俄罗斯和东方国家的重现等。”（《医生没有告诉你的》第79页）

病毒有发病的周期性已被知道：病毒发病的高峰期过去后，人们才造出疫苗。病毒发病走入低潮，疫苗就沾了光。所以，詹姆士才会说“大自然的功勋被疫苗抢走”了。为什么病毒发病会有一个周期？因为整个宇宙是动态的：月球绕着地球转，地球绕着太阳转，太阳绕着银河转，银河绕着宇宙转……任何生命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适应了大自然不停变动的规律。中医有五运六气可以计算、预测，西医知道这五运六气吗？如果五运六气的预测是伪科学，那么邓铁涛等测定SARS结束的日期怎么如此准确？

麻疹：

在1989年卫生部在最后一项大规模接种疫苗行动中，公共卫生服务实验室的流行病学顾问诺曼·伯格教授宣布了当时的一项官方统计数字：在麻疹患儿中，约有1/5000会发生急性脑炎——一种大脑感染性疾病，这些患儿中的1/5000又会发展为亚急性硬化性急全脑炎——一种类引起大脑硬化的不可逆的恶性进展性疾病。5年后，当一位专栏作家为全国性麻疮疫苗做接种活动作茧自缚宣传时，可能发展为脑炎的麻疹患者比例就上升到了1/500，此作家还宣称，其中的1/10会死亡，1/4患者的大脑会遭到永久性破坏。活动进行的过程中，其他报纸对麻疹的危险性作了更进一步的夸张渲染，到了9月，发生脑炎患者的比率数已经被宣传为1/17。”“麻疹可以致命，但是并不像医学界使我们相信的那样会经常随机发作。在1990年美国麻疹流行高峰期，27000个发病者中有89人死亡，但许多死亡儿童来自低收入家庭，长期的营养不良和延误并发症的治疗可能是参与其中的重要因素。非洲儿童显著缺乏维生素A，故麻疹的确可引起死亡。一项又一项的研究证明，在其他维生素A储备充足或给予足够维生素A补充的第三世界国家，麻疹患儿存活率明显上升。”（《医生没有告诉你的》第81页）

“世界卫生组织对一群未经人工免疫治疗的儿童与已接受人工免疫治疗的儿童在麻疹发病率上所作的比较显示：未经人工免疫治疗的儿童发病率只有2．4%，而已接受了人工免疫治疗的儿童发病率则高达33．5%。1977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对麻省中学生的麻疹发病率调查显示：53%的患者已在1996年以前 接受了活的弱减麻疹病毒免疫治疗。”（《顺势疗法》140页）

注射麻疹疫苗的本来目的是为了预防麻疹及麻疹的并发症大脑炎，但实际上，注射麻疹疫苗却往往导致了大脑炎和多种比麻疹更严重的并发症，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亚急性的硬化性全脑炎，简称为SSPE。SSPE的症状有：肌肉平衡的失控、大脑语言功能的损坏、性格的改变、精神发育迟缓、学习的无能、多动症、突发性暴怒、无菌的脑膜炎、轻偏瘫、癫痫发作、昏迷和死亡……著名的美国儿科教授门得尔森指出：“现今流行的多动症的部分原因，有可能是由于麻疹疫苗所致。”另外，注射麻疹疫苗还可导致非典型的麻疹、发高烧及肺炎等多种严重的副作用。《美国医疗刊》中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全国有60万人在60年代注射了“死”麻疹病毒，其中有2/3的人将会犯非典型麻疹。而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则怀疑人工麻疹免疫治疗可能就是导致多发性硬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理由是多发性硬化病人的血液中有高于正常比例的麻疹抗原。（《顺势疗法》第145~146页）
百日咳

“从1941~1944年百日咳流行期间，瑞典在毫无人工免疫治疗的状况下，百日咳自动消失；而德国于1940年实施强制人工免疫治疗，到了1945年，患者的人数却从原先的每年4万例增加至25万例，病历增加是免疫治疗前的6倍以上，即几乎所有接受免疫治疗的儿童都患上了疾病。其他实施强制人工免疫治疗的国家也有同样病例增加的现象。例如法国的病例增加是30%，匈牙利的增加是55%，而瑞士方面，由于强制人工免疫治疗在1933年已开始实施，所以其患病的比例更高达3倍。流行病学家斯图尔特教授在1976年的英国医疗刊中发表的调查报告中写道：“在汇报的8096宗百日咳病历中有2940宗（36%）病例是已接受了全部的免疫治疗，而只有2424宗（30%）的病例是完全没有接受过人工免疫治疗的。”换言之，70%的患者已接受了全部或部分的。换言之，70%的患者已接受了全部或部分的免疫治疗。”（《顺势疗法》第139页）

“在百日咳爆发期间，一多半患者进行过疫苗接种。在1974-1978年发生于美国和加拿大的百日咳病例调查中，史都华博士报告：所有患儿中的1/3-1/2进行了疫苗接种。他调查了近2000名婴儿患者，其中2/3是从其患病的兄弟姐妹那里传染来的。在史无前例都华博士看来，由于婴儿的生命经常受到通常无害疾病的威胁，所以他们成为疫苗针对的主要原因对象，但‘对婴儿进行的疫苗接种均没有肯定的效果。’……1993年美国发生了一次百日咳大流行，俄亥俄辛辛那提儿童医院的一组研究者发现，流行主要发生于完成百白破（DPT）疫苗全程注射的儿童中。”（《医生没有告诉你的》第82~83页）

结核（卡介苗）

很多地区开展实验检测机体的结核菌素敏感度。与氍敏感度实验不同，阴性结果说明受试儿童未携带结核菌抗体。然而，人人皆知此实验非常不准确。甚至美国儿科学会也警告其会员，实验可能产生假阳性和假阴性。而且，没有人知道阳性实验结果的意义何在，它可能意味着此人对结核菌免疫，或者曾被结核菌感染，也可能仅仅是对此实验敏感。

除了应对何种人群进行活疫苗注射尚有争议外，对于疫苗的效力还存在很大的分歧。1930年以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10次随机对照临床实验，结果显示卡介苗效率在0-80%之间，平均仅有2/3的儿童受到保护。
问题是卡介苗只能限制结核杆菌的繁殖和播散，而不能使接触的人群免受感染。其实，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卡介苗对麻风的预防作用星于对结核的作用，尤其在结核仍然高发的第三世界国家更是如此。在非洲马拉维进行的一项对83000人的调查显示，其中一半对麻风产生免疫，而无人对结核产生明显免疫力。

伦敦卫生和热带病学校进行了一项特别分析，结束发现卡介苗在肯尼亚地区有效率仅为22%，在印度一些地区为20%。世界范围平均有效率在0-80%。此差异可能与菌株变异、遗传、营养学差异或环境因素的影响有关。（以上资料摘自《医生没有告诉你的》第87~88页）

猪感冒：

1977年美国卫生部强制人民注射一种名为猪感冒的疫苗，其主要原因如下：在1975年——1976年间，世界各国流行一种H3N2型病毒的A/维多利亚/75的感冒。到了1976年2月，在美国新泽西的一个军营中，有数百名军人染上了一种名为A/新泽西/76的地方性流行性感冒。虽然这种新泽西型的流行性感冒并不严重，而且，没有蔓延到军营外，但是，由于1918——1919年间所流行的猪感冒导致许多家畜的死亡和经济上的损失（并没有传染人类）而这次新泽西感冒病毒与早期猪流行性感冒病毒相似，这就使美国的官方人员产生了恐惧，以为这种新泽西型的流行性感冒就是第一种可以从人传染人的猪流行性感冒。在惧怕这种类感冒会导致世界性灾难的情况下，便仓促地使用这新泽西病毒来制成疫苗；并毫无根据地称之为猪感冒疫苗和强制全国人民接受该疫苗的注射。结果这一次由于恐惧而强制人民注射的疫苗导致了许多无辜人遭受恶性的反应，造成了最少有30人的死亡和数千人身体的损害。这种疫苗所导致的不良反应，在注射之后数小时开始，其中最重的反应名为急性热病性多神经炎，使565人患上了麻痹症。（《顺势疗法》第147~148页）
流感嗜血杆菌性脑炎

此类细菌性脑膜炎由型流感嗜血性杆菌引起，主要攻击学龄前儿童，6-15个月为发病高峰。目前估计，感染流感嗜血性杆后杆脑膜炎的发病率约为每10万60例，其中3-6．5名列前茅患者死亡，14%持续发生耳聋和惊厥等症状。一些特殊群体，尤其是阿拉斯加和土著美国儿童，其感染发病率为一般人群的10—15倍。一般认为，这些群体因为遗传或营养不良等因素，易于感染此病。

目前为止医学界界还未能提出一个真正有效的流感嗜血性杆菌疫苗设计方案。1985年，在芬兰实验获得满意结果之后，美国对15个月以上儿童使用了一种“多糖”疫苗。不久就有医生报道，儿童在接受免疫后发作脑膜炎，这使疫苗很快失去民心。明尼苏达的一项研究显示，接种疫苗使儿童患病率比自然接触患病率增加5倍，而且，疫苗对最危险群体—18个月以下儿童并无保护作用

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所进行了一项由美国政府资助的调查，结果证实，流感嗜血杆菌疫苗可以引起流感嗜血型杆菌性脑炎。另有研究对55名流感嗜血杆菌性脑膜炎患儿进行调查，结束发现，疫苗不仅没有保护作用（因为3名患儿死亡，6名发生神经系统并发症），而且，“增加了发生这些并发症的可能性。”

1992年之后，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对1000万接受免疫的儿童进行调查，疫苗仅对2/3的儿童产生保护作用。至此，医学界不得不放弃这种毫无希望的“多糖疫苗”垃圾，尽管他们非常不愿意这样做。

旧方案一旦被推翻，几个公司马上提出“联合”疫苗方案，比如将流感嗜血杆菌疫苗成分加入业已通过实验的白喉疫苗中（称PRP-DPT），甚至加入B型奈瑟球菌性脑膜炎外膜蛋白复合物中（称PRP-OMPC）。这些冠冕堂皇的大写字母背后，其制造新疫苗的原理是相同的，即以一个可以产生抗体的疫苗成分为中介，使机体同时产生流感嗜血杆菌抗体。莱德勒实验室制造了流感嗜血杆菌疫苗……

甚至最成功的联合疫苗PRP-OMPC也有它的问题，有证据表明，儿童接受疫苗注射的次数越多，抗体产生的滴度越低。（《医生没有告诉你的》第85~86页）

（二）感染、防疫和免疫

疫，是指由某种微生物传播的相互感染的一些疾病。列文虎克（1632年~1723年）用显微镜发现人用肉眼看不见的微小生物时，他觉得很惊奇：微观的镜子里竟然还存在着这样一个微小生物的世界！后来，路易斯·巴斯德（1822年-1895年）提出了细菌致病的学说，人类便视微生物为敌人。此后，人们又在病人的身体里发现许多细菌，以此来估计和证实生病都是由细菌引起的。从19世纪后一阶段至20世纪这一百年中，西方医学一直把微生物作为生病的主要原因，同时把消灭细菌（包括病毒）作为治病的主要方法。因此，抗菌素和其他消炎药物充斥市场，作为非处方药物让人们自由购买。20世纪最后的20年开始，社会上许多人才知道人是与微生物共生共存的。

人在充满微生物的大自然中生活。人体体内也像大自然一样充满微生物。人的健康，有赖于这些微生物的平衡，现在称之为微生态平衡。微生态平衡是指这些微生物在体内，占据着合理的地方，不过大也是不太小；有着合理的群体，不过多也不太少；它们合理地生活，繁衍，只管吃喝，不放毒素。微生物放毒素，有一个目的是维护自己种族的生存。大自然中的每一个生物种群，都会这样以“放毒”的方法来维护自己种群生存的。现代人类以各种方式向大自然“放毒”，污染环境，也同样是为了维护自己种群的生存。

过去的观念错了，它也影响了医学的研究，现在当然应该进行反思。就微生物致病的原因，我们曾经把细菌分为致病菌和非致病菌两类。现在我们发现，许多曾被称为致病菌的，例如结核菌、脑膜炎杆菌、白喉杆菌、葡萄球菌等，它们都在人体内悠哉游哉，并没有使人生病。据一些专家说，不管什么细菌，在人体内只要生存不受到威胁，就不放毒素，对人无害。人体细胞里，还有许多比细菌更小的微生物，像病毒一样的东西，少也少不得，少了它们，我们也会生病。这是人类已知的最小的生命体了。但是，这些小东西却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有氧的时候，它们是需氧菌，缺氧的时候，它们就会变成厌氧菌。对人的生命有害或有利，就在这供氧的多寡之间。这当然也只是从某个角度来说的。好比人活着，就需要健康。而健康的条件，除了供氧，还要吃饭、活动、过感情生活等等，太过或不及都会生病，非常的复杂，不可能用一句话讲清楚的。

以上情况，说明生病与否不是微生物有无存在的问题，也不是致病菌有无的问题，而是人体自身是否健康的问题。人体里有致病菌不一定会生病；人体里无致病菌，也不一定就健康。疫病也是同样的道理。《内经》里黄帝问歧伯：疫病使许多人互相传染，为什么有的人却不会受到传染？歧伯的回答：“正气内存，邪不可干。”这说明保持健康主要在于人的自身的正气。

自从詹纳（发明牛痘）和巴斯德用疫苗（内含杀死的或减毒的病毒或细菌），预防人类传染病开创了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后，西方开始了一个杀菌和免疫的时代。20世纪初，有一位卓越能干的爱尔兰人，杰出的细菌学家、医生——赖特爵士。他设计了一种方法去预防伤寒病，挽救了很多生灵。他发明了多种重要的细菌学试验和技术，而且在英国伦敦创立了细菌学并提出了免疫学说。赖特因为过偏地强调他所认为的免疫方法，给后世的医学研究带来不好的先例。

感染、防疫和免疫是社会对疫病流行的三个重要概念。这三个概念是属于一个系统的。感染是讲得疫病的道理；防疫是讲防止疫病传播的道理；免疫是讲人体不受传播影响的道理。我们现在非常热衷于宣传疫病感染的可怕，这种宣传往往夸大事实，制造混乱。例如非典、禽流感、甲流、白喉、脑炎等，以及很多确实能传染的疾病，都曾发生过这些状况。在这些疾病中，有一些确实是很可怕的，有一些却是并不那么可怕的，有一些则是根本不用怕的，也许还是有益的。因此，单纯宣传感染的可怕，其背后另有目的——销售药物。

防止疫病传播则是一整套系统的行政措施，例如检查、隔离、消毒、治疗等等。历史的经验证明，防疫比人工强制免疫的效果要好得多。这里当然也包括宣传，避免相互传染。但这里面的宣传，就有可能会被谋利之徒利用，制造恐怖、恐吓，以使他们达到发病难财的目的。其中最重要的是防止制药公司的控制。因此，防疫不仅只是一套行政措施，也是很重要的一套系统的学问。

免疫则是指以提高人的抗病能力，减轻疫病感染的程度为目的的工作。现代西医提出对疫病的治疗学说，从理论到实践，一直是失败的。这说明，这套学说值得反思。疫病的传播人数，因免疫而增多；健康的因免疫而得病，生病的因免疫而死亡，这种适得其反的行为，为什么有人乐此不疲？因为，免疫的整个理论和行动，被制药公司控制了。防疫治病本是善举，却变成了恶行。商人控制免疫行动不是想防疫，而是想发死难财，如果疫病真的给控制了，他们从哪里发财呢？开药店的想人人都生病，开棺材店的想天天都死人！

免疫是指因为人有免疫的能力才不怕微生物的感染。照理说，内科治疗避免感染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免疫能力。可是笔者研究了西医治病的方法后，却发现所有治疗方法都是在降低免疫能力。例如治疗癌症的化疗、放疗，能降低白细胞；最普通的止痛药的副作用也是降低白细胞；病人发热到医院里做血检，医生见白细胞升高就说，先把白细胞指数降下去。在西药中，即使是最常用的感冒药、抗菌素，也会对免疫功能造成损害。若是无法治疗的疾病，都被推给了免疫功能问题，这样，西医的内科医生，就把自己的责任摆脱了；至于治疗，医生又不得不用激素来打发病人，一点也不怕病人因这种药物造成的内分泌紊乱，因此使激素名声扫地。回想非典时期的SARS治疗，重剂量的强的松类药物，固然抢救住一些危重病例，但现在还不到10年，这些人中大多数因肺纤维化而陷入悲惨境地。

（三）菌苗疗法和吞噬指数

免疫学说是细菌学创立者赖特博士建立的，其内容是以人工培养的某些致病菌，使其毒性弱化并注入身体，或从病人身上取得这种致病的细菌，经人工培养后，使用杀死或减毒间方法再注入人体，诱发人体自身产生对抗该病毒放细菌的抗体，使疾病痊愈；或注射在健康人体内，如果以后遇上这种病菌，就不会发生这种疾病。这里的意思是指人生了病或者死亡，西方的医学家都会认为必然是受到某种微生物的感染，受感染后的人体就会产生对付这种微生物的抗体。这就是西方医学：把感染说成是生病的原因；把病愈说成免疫的结果，于是制造出一系列的免疫学说。我们不能不说这种讲法并不是毫无道理。不过，这个道理中，还缺乏一种更为深奥的内涵。这就是人的生命如何组织免疫。生命是一个自组织系统。这个自组织系统里有着自组织能力。这种能力正是生命存在与死亡的根本力量。在毫无内科医学基础的西方，建立免疫学说无疑应该说是一种很重大的进步，如果按正确的步子走下去，也许就会到达认识生命的终点。但西方的医学成就，很快就被市场的唯利是图淹没了。

赖特爵士是一个对自己学说的不疲倦的鼓吹者。英国、欧洲和美洲很多医院都建立了细菌学临床部，其工作是用病人自身生长的细菌制造菌苗，以及测定吞噬细胞指数，稍后还测定调理指数。他们声称，菌苗疗法对治疗阑尾炎、结肠炎、脑膜炎，以及肾、中耳或子宫的感染，甚至对反复发生的感冒，都有良好的疗效。赖特认为注射结核杆菌的提取物，对局部的结核病，如皮肤、淋巴结、肾、骨、腹膜的结核病，都很有治疗价值。他相信肺结核病人长期卧床至体温正常之后，用结核菌苗治疗可能有效。”（上个世纪初，西医对肺结核病人的骨蒸潮热毫无办法，也没有什么药物，因此主张卧床休息。正是因这卧床休息不是个好主张，好疗法，许多患者缺乏适当的运动锻练，因此死了。现在主张患者适当活动，因而避免了死亡。我的母亲36岁患肺结核，我的大哥16岁患肺结核。正因为父亲是西医，主张卧床休息，不到两年都死了。我29岁患肺结核，只采用艾灸膏肓穴；我儿子26岁患肺结核，只服用中药百合固金汤，我们都没卧床休息，也没吃抗结核药物，现在都健健康康，肺里也没有钙化灶。这说明，不是肺结核把人弄死，而是错误的治疗方法死人。）

“1900年，赖特提出了对己患感染的病人用菌苗治疗的假说，这与当时流行的观点恰恰是相反的。在其后两年里，他从葡萄球菌引起反复发生疖病的病人身上，分离并培养这种细菌，然后加热杀死葡萄球菌，再注入病人身内。和莱恩爵士一样，赖特也受到米契尼可夫的强烈影响，后者是细胞免疫这个重要概念的奠基人。二十年前，米契尼可夫描述了入侵的细菌如何被血中的白细胞（称为吞噬细胞）消化和破坏的过程，并且推论这种作用是身体防御感染的重要机理之一。赖特发现，用产生感染的同种细菌制成的特异疫苗注入人体内，可以增强吞噬细胞消化细菌的能力。测量这种能力的指标由他命名为吞噬细胞指数。他相信，接种后吞噬细胞指数增高是一种有效反应。“赖特用杀死的葡萄球菌接种6名疖病患者，在几个月内病情都有改善，他们的吞噬细胞指数升高。但是，病人的临床状态和吞噬细胞指数并没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吞噬细胞指数时时有很大的波动，可重复性很差。在1902年，赖特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了他的试验，在这篇论文中，他乐观地推测这种方法可以扩展到用来治疗结核病，链球菌感染，以及淋病。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菌苗疗法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占据了本世纪的前五十年，菌苗疗法成为治疗所有疾病的主要方法，并为病灶感染论信仰者所广泛使用。”（《现代医药中的错误》第79页）

现在看来，米契尼可夫的描述，只是他的一种主观想像，是不是真实的还很难说。显微镜下是看不出吞噬细胞活动状态的。赖特认为吞噬细胞指数与患者的临床状态没有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就可以说明此吞噬指数非真科学。因为，假使吞噬指数高，说明病人机能亢进，临床状态则会表现精神亢奋。

医学是维护生命健康的学问，因此，必须通过大量的实践，才能建立起一门系统的学说，赖特的免疫假说与莱恩的自身中毒论、比棱、亨特尔的病灶感染论都在上个世纪初出现而没人质疑。这种对新学说不加思考地全盘拿下，正反映了西方内科医学的初创和肤浅。在实践中，因为自身中毒论与病灶感染论都是需要通过外科手术的，它们对患者（包含健康者）的伤害很快便被发现，并在西方学术讲坛上受到批判。而赖特的免疫假说却经历了一个世纪才被剥开，这是因为它立足于微生物学，其实践都是非常地专业化的，其伤害不像外科手术那样的明显，并能在短时期内显示。它的实践成功与否，又必须通过长期考察对比，不是一下就能明白的。在这么一个长时期中，即使出现矛盾的地方，西医学者们又以他们的臆想“完善”它。其中的说法，都是以微观世界为基础的。例如吞噬细胞指数、调理指数等等许多无法说清，也没办法取得实证的概念，形成了一门纠缠不清的学说。这里面的道理，无论哪一个人，都无法究毕生的精力来分清它的是非。如果不从源头寻找和辨别，谁也休想从这个迷宫中走出来。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实践，终于把免疫假说是非的真面目展示出来了。

根据免疫学说，患者既然已受某种微生物感染，他的免疫机制自然而然地受到刺激，因而会产生抗体，为什么赖特会认为还要从体外再输进这种被弄死的微生物来治疗来刺激所谓的免疫机制，增加病人的负担？这不是画蛇添足吗？假设，一个人在挑100斤的担子，有人若出主意录取，为了使他挑得更轻松，必须给他加上50斤，岂不是个大笑话？给结核病人增加结核菌数（或毒素），给链球菌感染的病人增加链球菌数……就能治好这些被感染的病人，这是什么数学定理？无怪乎现代医学的失误，是因为他们的大师、细菌学的创始人赖特竟然连最基本的数学加法也不懂，岂不奇怪！

上述可见到，赖特所说的“病情都有改善”，不是指临床状态，而是指吞噬细胞指数。但，这又是他的一厢情愿，不具有存在的可能：其一是该指数有很大的波动，无法重复实验；其二，该指数的高低与患者精神无关。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证明该指数确实存在，那么，也就无法进行有效的检测。西医医学的根本立足点是它的可检测性。而赖特提出的吞噬指数不可检测，人们该如何知道它的存在？其三，医生必须知道生病的人在有效地对付疾病，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医生根据什么来认定他的治疗是正确的，然后才能决定是否继续按地方法进行治疗，或者认识到这种治疗错误，然后改进他的治疗方法或停止治疗？照理说，如果病人得到正确的治疗，其抗病能力增强，必然会在其精神上（也就是临床状态）有所表现；如果说“病人的临床状态和吞噬细胞指数并没有密切的关系”，医生无法判断其转归，岂有“病好了，而病人感觉不到”的道理？所以，所谓的“病情都有改善”无据可依，只是赖特个人的臆想而已。赖特曾于临床上使用菌苗治愈患者，便误以为菌苗有用。但临床上治愈，就能肯定是医生的疗法有效吗？没有对生命的认真研究，或出于急功近利的心态，就会抹杀生命的自组织能力在疾病痊愈中的主角作用。

当我在临床上治好一个病人时，我常常会向自己发问：“这个人的病真的是我治好的吗？”这就是中医与西医的不同之处。中医尊重生命的自愈能力；西医过分相信治疗的作用而忘了生命的主角作用。因此，中医临床非常重视药物的毒性，极怕对生命的自愈能力造成伤害。而西医却反其道而行之。因为，医生不可能治好一个没有自愈能力的病人。因此，愈病的关键在病人自己的自愈能力，而不是医生的药物。尽管，医生已经用了药物，病人的病也好了，医生能绝对认为这病之所以愈是药物产生的效果吗？现在许多人感冒发热，医生都使用抗菌素，这些人的发热也真正退了，我们能相信是抗菌素治好的吗？如果抗菌素真的能治好感冒，“1975年美国佛蒙特医科大学的一份统计指出：大部分美国医生采用抗菌素来治疗感冒，但这种治疗方法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因为感冒是由病毒所引致的疾病，而抗菌素是治疗细菌感染的药物，所以使用抗菌素来治疗感冒是绝对不会产生丝毫疗效的。”（《顺势疗法》45页，陈树祯著，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年7月）上述说明，赖特认为他在临床上取得的成功，便认为这是疫苗的作用，根本没有想到的是，病人生命的自我痊愈能力。因此，导致了一个世纪的疫苗错误。

从赖特治疗疖肿的方法及其疗效上看出，英国在上个世纪初，他们医学界治疖肿还处于蒙昧时代，赖特的治疗方法，几个月才见成效。在我国，疖肿是农村里比较普通的外科疾病，不知道治疗的人会觉得它确实很顽固。在肩上的叫扁担疖，在项后的，叫九子十三孙，但却很多农民都会治，其方法就是在疖子顶上灸一炷就不再发了。疖子刚起时，只一小米粒大，几天之内就大到1-3厘米直径出脓了。成脓前疼痛不堪，脓出后就收疤，继着又出新的，此起彼伏发个不停，故给患者造成很多痛苦。刚成时的就用小炷，即用米粒大的艾绒灸后，疖肿即不再长大。假使它是葡萄球菌感染而发的，那么，这葡萄球菌哪里去了？所以我研究了阿是穴原理后，觉得与其说是葡萄球菌感染，还不如说是生命利用了葡萄球来制造疼痛，刺激经络，以疏通经气。也就是说，当生命发现其某些经络有障碍，就利用葡萄球菌来制造阿是穴，利用葡萄球菌使这穴位中的肌肉腐烂作痛，使经络信息放大来解决经气不通的问题。我的一朋友长期微热，后来生了九子十三孙，用各种抗菌素都无效。我采用艾灸治好了他的疖子，微热也消失了。我认为赖特发现生疖子的原因是葡萄球菌感染，其治疗却见效不多，道理就在于葡葡萄球菌只是被生命利用的附着物，不是真正的原因。赖特提出吞噬指数的失败，乃忽视了生命本身的作用。笔者的治疗方法研究具有可重复性，也就是只要出现疖子，你施用灸治就必定成功。赖特所谓的葡萄球菌感染，是从疖子里挖出来再在显微镜下看到的，那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赖特特菌苗疗法被制药公司检了“破烂”，改制为“免疫疗法”，又在“防重于治”的借口下，以政府权力全面展开，把健康的人用防疫针打成病人。目的只有一个：让制药公司发财。美国的五百强中，十大制药公司的利润，超过了490强的总和这个事实说明，美国为什么如此热衷地向全世界推广他们的免疫疗法，如此热衷地制订许多有利制药公司的政策。因为，这些制药公司是他们国家的、保持世界经济领先地位的主要经济台柱

（四）赖特反对对照实验

“吞噬指数”是赖特用来作为检测菌苗有效率的依据，但是，这个检测指数赖特自己也没有当真。它同样说明了现代医学的所有指数的不可靠性，这种方法在实践中是失败的，就好比用HIV抗体来测定是否是艾滋病人一样，“有很大的波动，可重复性很差。”现在的医学家，对这种波动和可重复性很不在意的原因，也许是受了赖特的影响。因为，赖特不仅没重视这些自相矛盾的地方，而且也不重视对比实验。现在许多西医反对中医的理由之一，是不能做对比实验，岂不知他们的祖师爷也是反对的。

赖特反对对比实验是因为这种对比常常与他所说的对不上号。中医不能做对比实验，是因为任何人都是不同的生命，都具有生命的特异性。而且每个生命都会根据自己的抗病能力，设定抗病的方法，也就有不同的抗病表现。因此，无法把他们看作一种病，来做对比实验的。

福斯特在他的《医用细菌学和免疫学》一书中指出：‘例如，一只兔子在用高度毒性的链球菌免疫之后，它不仅能在注入活链球菌后生存（细菌可使没有免疫的兔子死亡），而从免疫兔子取出的血清，也能保护没有免疫的兔子，它在注入活菌后也不死亡。在这种实验情况下，抗细菌血清是有效的；问题在于如何把这种原理应用于人的自然疾病上。已经证明这些问题大部分是不能解决的，不过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研究了大部分的问题。但是，菌苗疗法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没有一只患任何感染的动物是用菌苗疗法治愈的。菌苗是有用疗法的根据来自临床实践，这个证据应该足以使公正的观察者信服。但问题在于证据不能令人信服。’”（《现代医药医药的错误》第79~80页）

赖特的菌苗疗法就是免疫疗法。后来它改为免疫疗法是因为菌苗疗法在实践中被证明失败了，现在的免疫疗法是它的改头换面重新登场，因此，只能是换汤不换药：思想一致，方向相同，名词两样而已。这就是很多商业的运作模式的手法。因为，西方医学与商业行为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例如排他性。照理，医学是不能排他的。医生的责任是治好病人。但是，病人得的病复杂众多，医生的能力却很有限，每个医生拥有的治疗方法很少，不能保证必能治好。因此，医学或医生最重要的品德是不断汲取别人的知识、医疗手段和经验来充实自己，而不是抱着一二种疗法自夸自擂。所以，法国科学院院长，伟大的医师马根迪才会说：“医学是一个高明的骗子！医师若不是骗子，就是经验主义者。”（《现代医疗批判》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医学的医学家都是以不断吸收别人的治疗经验来充实自己、充实医学的。但只有西医学没有这样做。西医在美国，利用权力不仅排挤顺势疗法；还把所有的自然疗法说成不科学，采用行政手段压制和打击他们行医。西医进入日本，就鼓动立法取缔中医；在中国，不断地利用他们的代理人骚扰中医，几几乎把中医压扁了。世界上所有的传统民族医学几乎都被斩草除根了。中医学之所以仍一枝独存（辛苦的独存）是因为不仅历史悠久，典籍浩翰，更为重要的是它的理论系统完整，信仰的人口众多，任何国家民族无法与之匹敌。更何况，中医是中华文化之最重要的根系，树可断而根是断不了的。

对照实验是现代西医在治疗用药中的一种主要方法，也是西医在中国排挤中医，说中医不科学的一个理由。但是，没人知道细菌学的创始人是反对这种实验的，而且，反对的理由也被兰伯特医学博士（《现代医药中的错误》的作者）认可的。在医学界有否其他人认可我不知道，至少，细菌学的奠基人赖特爵士也是反对的。我当然认为有很多对照实验并不真正科学。

“赖特和其他人举出了很多有效的个别病例，以及明显治愈的一些特殊病人，常提出菌苗疗法有效的临床印象，但没有提供可进行统计分析的数据，而且多年来没有进行有对照组的临床试验。赖特爵士在1906年清楚地表示，他反对那种同时进行的有对照组的临床试验，他不同意用英国统计学家提出的统计分析。他说：‘在现实生活中，不能找到不治疗的患者们作为对照。但他们可以用另一些人来代替，例如用其他疗法或其他医生来治疗病人。如果现在这样做，研究的争论就会发生混乱，不仅两组的可比性有怀疑，而且会提出问题：对照组所用的疗法是有害还是有益的；特别由于个人之间的竞争也会造成混乱。如果你考虑到这样做会使所研究的问题带来混乱，我想，你会理解我为什么不愿意用统计学方法来证明菌苗疗法的效果。我已经用事实来说明其疗效，它已成功地治疗很多顽固的危重病例。’”赖特反对对照实验的理由是站得个脚的，因为，不可能找到生了疖子病而不愿意进行治疗的病人。即使找得到，你能让病人所生的疖子停止长大吗？它还不是天天在变化。所以，对照实验的科学实质只是一厢情愿。但是，现在说西医科学中医不科学的人，例如方舟子，总是抱着这个问题不放，以为这是一张攻击中医的大牌，却不知此牌的不科学性已有赖特反对过了。所以，我认为，不是因赖特反对对照实验使菌苗疗法失败，而是因为菌苗疗法对生命的个体特异性和动态性的无知而失败的。

“赖特在霍普金斯大学演讲所说的这些话，不仅表达了他的认识和立场，而且代表了本世纪前半叶大多数医师对待任何有对照组的临床试验的态度。稍后，英国统计学家希尔等逐步使很多医生相信：当对新疗法有怀疑或不摸底时，适当进行有对照组的试验不是缺德的。正是赖特的这种态度，使菌苗疗法的错误持续了本世纪大部分时间。现在使用统计学方法，在那时是得不到运用的。”

甚至是拉什医学院的校长兼教授比凌，他是病灶感染论的热心传播者，也很难去测定调理指数，也不能在一大组病人中去发现菌苗疗法的效果。在本世纪20年代，临床医师和细菌学家们已越来越怀疑赖特菌苗的价值。30年代，才进行了一次精细的有对照组的临床试验。把大量的关节炎病人随机地分为人数相等的两组。一组病人每星期注射一次精心制造的菌苗，另一组注射盐水。正好每组都有超过三分之二的病人病情显著改善。葡萄球菌引起的复发性疖疮可能是个例外，对这种感染注射菌苗的预防作用大于治疗效果，其他的菌苗现在都没有什么价值了。不过，尽管教授和教科书的作者在谴责，医生们虽然也知道菌苗无效，却没有宣布它治不好病；菌苗治病主要是被真正有效的磺胺药和抗生素所取代的。甚至到1965年，葡萄球菌感染的治疗性菌苗仍由有名的药厂生产，并有时为医生所使用。（《现代医药中的错误》第81~82页）

（五）关于群体免疫理论

群体免疫消灭流行病是打着防重于治的牌子的。这种所谓的“防”，是以打防疫针为基础的。防疫针则是制药公司通过生物化学方法制造的。如果，它对健康者毫无损害，那当然无所谓。问题在于，为了“防病”，许多健康的人也要打针，有的人因而打出病来，真是无病找病了。更为麻烦的是婴儿，因为他们稚弱，正处在生长发育阶段，使用了某些防疫疫苗，就此得病或成了个终身残疾，病了一辈子；有的还未成年即夭折。这都是拜群体免疫理论所赐。

这么一个极为简单的道理，竟然没人知道：任何的一种微生物，都不可能导致全球性的流行病；即使能流行，也只能局限于极小的范围，而不可能成为全世界的流行病。为了消灭这种流行病，全世界的健康人，都要注射防疫疫苗。有很多人本来是健康的，却一下子变成了病人。不免疫，生病的人不多，因为免疫使不生病的人也生了病，而且，有可能因免疫而生病的人，比不免疫而生病的人多得多。

任何一种微生物，决不可能完全适应并活跃于不同的气温、不同干湿度、不同的光照时间等环境中。地球环境差异和变化如此之大，而微生物生命之短暂与脆弱，为了维护种族生存，它们的结构变化之快是可想而知的。由于它们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它们的适应能力和毒性，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全球就不可能在同一时期，发生同样的疫病。如果我以上所说的有道理，那么，在全世界使用同一种免疫疫苗；并在交通要道，要求旅游者出示免疫注射证书，应该说是属于一种无理的阴谋。

人之所以呈健康状态，有一个条件是人体中的各种微生物亦呈平衡状态，这种状态，我们称之为微生态平衡的。亦即所有的细菌、病毒，处于相对的平衡之中。至于人体内，有多少种细菌、病毒，它们怎么称呼，人类未知的，远远多于已知的。它们的活动方式，相互平衡的条件和方法，都在动态之中，人类更不容易知道了。现在，我们发现了某种疾病，在这疾病中发现了某种最活跃的微生物，便以为只要消灭这种微生物就能治好病的想法，似乎有些天真。回想200年前，细菌致病论的倡导者巴斯德先生，他在晚年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于是说，致病的细菌只是生病的结果，而不是生病的原因。现在我们针对某种微生物，使用这种微生物培制出来的疫苗注入人体，企图消灭这种疾病，不是在预防结果吗？

西方制药公司为了扩大疫苗投放的市场，制造了群体免疫理论。他们认为“如果足够数量的人群接种了针对某种疾病的疫苗，这种疾病最终将会消失。但是，这种美好愿望需要面对的是像病毒这种高度复杂、不断变异的生物体，因此，医学中相应的解决对策变得非常无情而专制：在医学眼中，消灭疾病显然比你孩子的健康更重要，因为尽管疫苗可能会危害健康，孩子们还是必须接受注射；同样，消灭疾病比你当家作主行使不给孩子注射的权利更重要。如果你不想给孩子注射，那么你将被认为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家长……在英国，必须给孩子进行注射才能保个社区医生的头衔（如果某社区内90%的两岁以下儿童接受注射该社区医生可以得到2235英磅奖励；如果仅有75%接受注射奖励减至745英磅；注射者越少，受奖励额越少）。在美国，克林顿政府的儿童免疫行动组对儿童免疫注射使用更大力度的刺激，使家长也来越无法拒绝给孩子进行疫苗接种。”（《医生没有告诉你的》第76~77页）
可见，群体免疫理论是西方制药公司的大阴谋。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使全世界成为一个以防疫为名的，推销疫苗的统一市场。这种理论的根本错误在于无视微生物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有不同的生活特性。因而因此可以肯定，全世界统一防疫，统一注射疫苗，只是西方制药公司利用行政权力搜括钱财的鬼计。
“由于疫苗在现代医学发展的高潮时期出现，人们都纷纷欢庆科学战胜了自然，而科学实验也经常粉饰阴性结果，忽略他们不想听到的声音。在美国，政府要求国立科学研究所收集了相关科学的医学文献后做出两份报告，得出9种疫苗有潜在巨大危险性的结论。尽管此结论最终写入了发给家长们的宣传儿童疫苗注射的长篇宣传单里，但国家儿童免疫委员会不得不对其进行修订，以免家长受到‘误导’。”（《医生没有告诉你的》第76页）

美国政府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这种情况进行隐瞒呢？关键的原因在于医药行业是美国国家最大的经济支柱。“最令人惊讶的是，2002年财富500强名单中的十家制药公司的利润总和（359亿美元）竟然超过了其他所有490家企业利润总和（337亿美元）。2003年，财富500强名单中的制药公司的销售利润率降到了14．3%，但是仍然比当年所有行业的平均4．6%高出许多。制药业真的很赚钱。很难想像制药公司到底有多少钱。”（《制药业的真相》第7页，玛西娅著，续芹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例如，上个世纪的70年代，美国的尼克松总统发起的针对癌症的战争，美国健康研究所对癌症治疗的调查结果认为，“病毒不是患癌的原因，而是患癌的结果{”，“那些不治疗者比治疗者，生存的希望要大”。之后，中国卫生部派出一批专家到美国学习癌症治疗，学来了化疗、放疗等无效的治癌技术。这几十年，我们中国的医院，就一直用这种技术治疗患癌的中国人，并把他们的“生存的希望”送走。美国的制药公司因而发了财。
（六）免疫理论的批判
免疫的理论始源于巴斯德的细菌致病论：不同的疾病是由不同的细菌所致的，因而，只要将致病的细菌消灭，疾病也就痊愈了。巴斯德的这个理论是他在前期提出的，实际情况并非这样，因此，受到广泛的质疑，连巴斯德自己也觉得有问题。后期的巴斯德对这个理论作出了修改。他发现蚕的肠道里有大量的微生物，因此认为，发现致病菌只是生病的结果，不是生病的原因。巴斯德后来才会说：“细菌算什么？环境才是一切。”巴斯德修改他的理论的关键，是认为在病人身上找到的细菌，不是原因，而是结果。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治病不能治结果。现代医学之所以治不好病，皆是因为所治的目标都是结果。现代医院里的检查，所得出的结论，也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但医学的医疗行为，有着非常顽固的保守性，巴斯德前期的理论已经进入医疗实践，要想改进就极其困难了。因为西方的医学是与市场缠在一起的。医疗所需要的设备、药物，都必须由制药公司投资和投入生产和销售，形成了市场事实。这种事实是建立在媒体广泛宣传的基础之上的。商业的操作并非唯真理是从，而是以赚钱为目的的。因此，它只要上了市场，错就照错的走，不管它对人的生命健康有益还是有害。现代医学之所以走入绝境，就是因为它已成了制药公司的获利工具，而不再是人们健康的保护神了。

免疫理论认为某种微生物进入人体，或在人体体内造成某种疾病，只要把这些微生物杀死或减毒，人就会产生这种微生物的抗体，使生病的人痊愈。这种想法的错误，在于它回避了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这就是：这个生病的人的生命的自身为恢复健康的努力，或称之为生命的自愈力。如何抵抗疾病，是这个人的内部机制：越是健康的人，他的内部机制越强，对疾病的反作用能力越强；越是身体衰弱的人，对疾病的反作用能力越差。假设是某种微生物致病，为医者给病人增添这种微生物的毒素，岂不是火上加油，在给病人帮倒忙吗？所以，林内·麦克塔格特说：“……除了可自愈的疾病和紧急剖腹产以外，传统西医不仅不能治好你的病，还有可能使你的病更加恶化。”这不是一种恐吓，许多进过医院治病的人都有这种感受。

免疫理论仗持的实际是人的自身的抗病能力。可是医生所做的不是保护这种能力，而是不断地削弱这种能力，这就是许多病人进医院时还生龙活虎，出来后却变成衰弱不堪的了。因为，如上所说的，传统西医除了了做手术，便是施用化学药品，除此之外，他们便毫无办法了。病人进了医院，不是被切除了某个部位，就是被化学药品污染，哪能完完整整地出来？有谁能像中国针灸家们样的治病，进门时按肚捧腹、愁眉苦脸，出来后就满脸笑容的？也许有人会拿西医的止痛药施用的结果来相比。但，止痛药能说对身体没有化学污染吗？

免疫学说可以用于研究，但都是拿活人作试验品的。尽管有动物试验的例子，但动物不等于人，所以，试出来的东西还需要再试。现在，已经知道微生物（细菌和病毒）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变化，那么，我们的治疗方法和药物研制能赶上它们的速度吗？现在研究出一种致病菌，就把它制成疫苗，注入健康的人体，认为这样就可以避免这种病的感染，其实这种想法仅凭着赖特的一些假设，这是大错特错的。按免疫学的原理：人接受免疫注射后，这是因为人是个生命体，生命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因此会产生抗体。当人体里有了抗体后，作为细菌，也是一些生命体，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觉得环境不适了，也会发生变异，变成一种新的病菌。人类能像细菌这么快地创造新的对抗药物吗？即使新的药物能迅速创造出来，它的副作用也许比这些致病菌还更厉害呢！细菌为避免药物的干预，再变得更厉害，人不是自讨苦吃吗？

但是到了现代，西医成为医疗的主流以后，强调防重于治。我们不是说防重于治提得不好，问题不在于口号，而在于如何行动，也就是如何“防”。中医也有防疫的学说。中医认为养生使身体健康要比生病去求医重要得多。养生就能防疫。中医《内经》起始就讲如何维护健康。黄帝问歧伯疫病会互相传染，为什么有的人不得病。歧伯说，这些不得病的人，是因为身体很健康（正气内存），因而不会生病。现代医学利用“防”这个借口，搞外来干预，给健康的人打防疫针，一些原本健康的人，因打了防疫针而变成生病的人了。什么病流行，就打什么病的防疫针。年年出现新的流行病，年年附加新的防疫针。结果是：因防病（打了防疫针的）而生病的人多了，因未防而生病的人反而少了，君不见甲流，全世界因未防而生病的，远远低于因防而生病的；因“防”而死亡的，远远超过因“未防”而死亡的。这种做法，只是为制药公司能赚钱。

如上所述，免疫学说的作用是负性的，不仅不能免疫，而且破坏自身的免疫系统，使它失去作用。生命有它自己的免疫能力，而且，每个人的生命免疫能力各不相同。每个生命都会在受到感染后，非常有序地组织起自己的免疫程序，按自己决定方式方法解决自己的问题。外来的免疫针药，则是一种“非法”的干预，是不能成功的。
“经过30年的观察研究，莫斯科维兹博士发现，免疫计划完全失败了。让人们惊诧不已的是：为什么还继续保留和使用这些方法？免疫无效还不要紧，糟糕的事情是，在接种后，经常会产生严重的、有时是致命的反应。反应的程度相当严重，以致许多国家停止了接种计划世界卫生组织也不再要求：在疾病流行的危险期内，国际旅游者要接种有关疫苗。”这说明免疫只是一种假说，并不是真正的科学。强制免疫是因为，政府的权力实际上被制药公司利用了。医学研究中，制造免疫理论被制药公司利用了。

莫斯科维兹博士说：‘实际上，疫苗不仅不会产生真正的免疫，而且可能干预或抑制整个免疫系统的反应疫苗的作用与射线疗法、化学疗法、皮质脂酮和其他消炎药作用大同小异。人工免疫的目的主要目的在于制造抗体。制造抗体只是免疫过程中的一个方面，若把它孤立出来并让其代表整体，这就如同把抑制血压升高的化学物质用来代替真正治疗高血压良药的做法。它带来最严重的后果是，使免疫系统难于或无法对感染做出有力和敏感的（迅速的）反应，人工免疫使免疫系统变得更加脆弱，反应迟钝，而且使其基本失去或完全失去了自然康复的可能性。’身体（笔者按：应改为‘生命’）把突然进入其组织的物质视为伤害事件，这是不难理解的，婴幼儿的身体更是如此，所以，多数医生认为，接种是婴儿摇篮死亡的主要原因。”（《现代医疗批判》26~27页）

免疫行动随着人群不断扩大，因免疫而受害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对免疫的警惕性高了，反对免疫的人也多了起来，这是强迫免疫行为的必然之果。因此，制药公司不得不出重金行贿医政人员，制造流行病恐慌。有消息说，英国政府起诉世卫组织的三个专家，因为他们接受了西方制药公司的贿赂，故意制造甲流恐慌。这说明把疾病作为发财手段，是西方医药文化的一大特征。由此，不能不引起对西方医学病理学研究虚假性的思索，即从发病的原因、病名、病理，以及所有的关于疾病的理论都带有虚假性。因为，生命与健康是每个人的需要。而治病，有可能是走错一步，便永世不得翻身。专家受贿制造甲流恐慌的目的是要使制药公司的疫苗迅速卖掉。

疫苗不仅低效，而且可以认为无效。因为它似乎是对疾病发生的一个自然过程的模仿：细菌入侵人体，人体就会产生相应的抗体来抵抗这种疾病，使细菌消灭。然而，是否如此？白喉患者，通常不产生针对白喉的抗体。“经过麻疹疫苗免疫并发疹的儿童中，仅有1/7血液中检测到抗体产生，这说明，他们并没有因注射疫苗或发病而产生抗体。最近，伦敦公共卫生实验室发现，在经历过白喉不完全免疫的20-29岁献血者血样中，仅有1/4血液中有相应抗体，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在婴儿期满接受免疫的，50-59岁的群体中，无抗体人数比例上升了一倍。”（《医生没有告诉你的》第77页）这说明抗体产生理论的错误。所谓的抗体，是一种什么东西，起什么作用，现在还不知道。

（七）结论：免疫失败的根本原因

《现代医药中的错误》作者兰伯特博士是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儿童医院心脏病科主任，应该说也是一位现代医学的权威。他的论述如实地反映了免疫中的问题。现代医学利用了詹纳和巴斯德的菌苗法，建立了免疫学。免疫学当然是一门科学。但是，免疫学中缺乏人类生命的各种特性的研究,因此，失败就是它必然的命运。
环境决定了人的免疫功能，决定了人会不会生病。环境有外环境和内环境：外环境是指身体以外的人所生活的环境，例如阳光、空气、起居环境、饮食所需的物质供应、工作条件、邻居关系，以及所碰到医生、朋友们的语言……等等；内环境则指身体内部的营养平衡、微生态平衡、思想平衡等等的内部平衡。这才是决定人的健康的条件。尤其是内环境是起决定作用的。现代西医的一个大问题是强调外环境而不讲内环境。因此，才会弄错治疗疾病的方向。

免疫学说取得了极其有限的成功，但它与所有的西医疗法一样，道理就在于在对人的生命还没有充分理解以前，就要铺开来实施，其结果就是失败。因为，它损害了人的内环境的平衡。免疫学虽然已经认识到，并且，也是利用了人体自身的抗病能力，但是，仍然是把外力强加于人的自身，因此，免不了它失败的结果。现行的人工免疫治疗，不但对预防和减少传染病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而且由于所使用的细菌和病毒疫苗实为范志明教授所指出的细胞毒类药物，所以会导致身体‘微生态’失调及免疫功能衰退。此外，多年的临床使用显示：人工免疫治疗除了有增加疾病的发病率外，还会导致身体的严重损伤。

从以上的客观统计和历史数据可见：现行的人工疫苗接种对人类的健康极为不利。法国巴黎的提斯索特教授指出：“百日咳、破伤风、狂犬病、结核病和伤寒病的疫苗不但是无效，而且极度危险……所以，应完全禁止使用这五种疫苗……”美国的辛普森教授更进一步指出：“感冒、麻疹、流行性腮腺炎、脊髓灰质炎等人工免疫治疗将原病毒的核糖核酸接种在人体内会变成潜伏性病毒，并扩散在身体各个部位，而部分潜伏性病毒在适当的情况下会变为活化分子，导致多种慢性疾病。这些活化分子所导致的慢性疾病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多发性硬化、红斑狼疮、帕金森综合征及肿瘤等。”（《顺势疗法》144——149页）

我们在上面免疫失败的统计中忽略了另一个问题，就是疾病的治疗方法与死亡率的问题。有很多病都是因为治疗错误而死亡的，我们都会把死亡的原因归罪于疾病，就是不愿意承认治疗方法的错误。虽然这么做能保护医生不承担责任，但也会让错误的治疗方法得不到正确的改进。例如发热使用放血治疗就是错误的；在没有化学退热药之前，传统西医都是用放血退热的。这种方法，在西方有2000年使用的历史。发热使用物理降温，或放血降温，至少有大多数人次是错误的。其中，很多人因这样的错误而死亡。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就是因为感冒，被放血治死的。这个错误，只有做中医的才知道。

1918年全世界发西班牙流感，死亡者达2000万到5000万人。医学界没有追究治疗方法，却有意把这种责任归罪于流感。其实，任何流感，都不可能大规模地死人。中国可就没有受到这种流感的影响，道理何在？因为，当时的中国只有中医没有西医。中国的农民也无钱求医，只能听任大自然自由发落。正如纽约医师外科医学院教授阿朗索·克拉克说：“尽管满腔热忱地做好事，但医师却造成许多损害。他们匆匆忙忙地把成千上万的人送进了坟墓。本来，苦把这些人留给大自然来治疗，他们就会康复的。”（《现代医疗批判》第129页）我们免疫的道理也在这里，如果我们不自以为是，觉得自己懂得免疫的道理了，不勉强去强迫人们打疫苗，很多人就不会无故死亡或因此终生痛苦。

免疫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西医无视人的免疫能力只是他自身生命自组织能力系统中的另一个小系统，西医学对此小系统的了解记极其欠缺和片面，所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西医所作的研究，同样是这个小系统中的极少部分，而且是分散的，无法形成系统的。因为，这是由他们的微观性所决定的。也就是由他们的还原论哲学体系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