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以来，疫苗对人类健康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如天花，小儿麻痹症之类的重大疾病，疫苗的确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疫苗的作用是如此之大，所以医生们越来越依赖疫苗来处理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病情和疫情，比如每年冬季发生的流感，SARS，禽流感，和现在的猪流感。

　　但是这些疫苗是否真的这么有效呢？美国决定订购充分的疫苗，让全国每一个人都要注射这些疫苗，影响到每一个国民的生命安全，这么重大的决定，你会假设这些流感疫苗都经过了严格的测试（比如说找一半人不注射疫苗，另一半人注射疫苗，两组人做对比），这是很合理的，对吗？原来事实并非如此。

　　原来这些疫苗并没有做过这些常识性的对比研究，也就是西医经常标榜的双盲试验。如果有人敢质疑这些疫苗的有效性的话，那就是很大逆不道的事情，简单的说就是 “不会有好结果的”。西医解释没有做这些对比测试的原因是，这样做会很“不道德”，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另一半人暴露在没有疫苗保护的生命危险中，所以不能做这些不道德的测试。那么不做严格的双盲测试，医学界是怎么样得出结论这疫苗是有效的呢？原来他们采用的是一个著名的Cohort测试，它对比若干数量（比如说1000人）没有或者不打疫苗的人群和打了疫苗的人群，看看两组人群的各自死亡率是多少，结果发现在秋天打了疫苗的人在冬天的死亡率（任何原因）比起没有打疫苗的人低一半以上，有些研究甚至会到九成。

　　这个研究就很惊人了，原来注射疫苗竟然会比没有注射的人少一半的机会死亡，无论任何原因。所以医学界长久以来一直灌输这个观念，一定要注射疫苗，疫苗有用。但是这个世界总有些人喜欢怀疑既定的论调的，这些人就发现，流感每年造成的死亡率其实是非常之低（这很合理，符合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认识），这些怀疑者发现，即使把所有因流感所带来的并发症都统计进去，每年冬天死亡的年老体弱的人里也只仅有一成左右是由于流感造成的。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因流感而死亡的人只占总体死亡率的一成的话，注射流感又怎么会带来降低总体死亡率五成的效果呢？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么这流感疫苗还要具备能够减少跌倒摔伤，火警，中风，心脏病，甚至车祸的几率，那么这流感疫苗就不仅仅是疫苗了，它简直就是一个人间奇迹。

　　造成这个测试失真的原因在于，这Cohort测试本身就是以偏颇著称的。因为注射了疫苗的人群和没有注射疫苗的人群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比如说，教育水准，收入水准，对自身健康注重与否，生活方式等等。所以Cohort 测试必定要把各种变数剔除出去，但问题是你只能够剔除你所知道的变数，而你不知道的变数，你就无从剔除了。总有机会是研究者会遗漏重要的变数没有剔除而造成重大研究结论错误的。

当莉莎杰克逊，一个在西雅图的医生和高级调查员对疫苗支持者所宣称的疗效有所怀疑的时候，她所得到的反应教条大于科学。人们对她说，问这种问题是不会有任何好处的，而且还会对你的职业生涯会有很大的坏处，疫苗是肯定有效的，无需怀疑。

　　尽管这样，在二零零四年的时候，莉莎和她的三个同事还是做了一个研究，来厘清到底疫苗注射所宣称的低死亡率是否出自于“健康人因素”。她假设，那些打了疫苗的人总体来说是比没有打疫苗的人要健康，因此死亡率也比较低。那些没有注射疫苗的人很多时候是因为卧病在床或者病的太重而没有去注射疫苗，因此造成没有注射疫苗的人死亡率高的现象。莉莎研究了总共八年的数据，七万二千个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把他们分为注射疫苗和没有注射疫苗两组人，研究这两组人在流感季节以外的死亡率。

　　结果发现，在非流感季节里，没有注射疫苗的那组人的死亡率比另外一组人高了六成以上。这完全证实了莉莎的假设，健康的人多数选择打疫苗，相反体弱多病的人往往不能或者没有打疫苗。因此疫苗支持者测试里宣称的疫苗降低五成的死亡率完全就是由于这个“健康人因素”造成的，而不是疫苗本身降低了死亡率。

　　这个研究报告是如此的震撼，以致它遭到了医学界全面的抵制，医生甚至说，如果相信这个研究结论就好象相信地球是平的一样。两年之后，这个研究成果才在一个不知名的医学杂志上得以发表。

　　事实上，疫苗的发展历史也反映出类似的结论。在二零零四年，流感疫苗的生产下降，造成了民众疫苗注射率下降四成。然而当年的死亡率并没有上升。同样的，在一九六八年和在一九九七年发生了疫苗错配的现象，就是当年夏天所注射的疫苗和当年冬天所盛行的流感病毒并不相符合，客观事实上，这两年冬天都出现零疫苗注射率，就是没有人对流感有防护，那么这两年冬天的死亡率是否就出现大幅上升呢？事实是：毫无变化。

　　另外一个更有力的数据是，过去二十年里，美国和加拿大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的疫苗注射率由一成五上升到六成五，你会以为这些老人的死亡率会相应大幅下降了吧，事实是，死亡率不但没有下降，反而还上升了。

　　在所有的疫苗反对者中，汤姆杰佛逊是最著名的一个，医学界没有人对流感的研究会比他更了解。汤姆领导一个国际性的团队，对医学界所有关于流感疫苗的研究报告做了仔细的甄别，结果发现，绝大多数的报告都有严重的瑕疵。汤姆说，垃圾并不是一个医学名词，但在这里我认为没有其他更好的词来形容这些研究报告了。他说，在总共几百个研究里，只有四个是经过合理的设计来研究疫苗的有效性的。而其中两个研究显示疫苗毫无用处，剩下的两个显示疫苗仅仅对部分人群（比如说没有哮喘症的学童）可能有作用。

　　汤姆说，研究者被似是而非的数据所迷惑。当人们死于和流感相类似的疾病的时候，人们往往只是简单的说，哦，他死于流感了。但事实上，只有用棉签抽取病人的呼吸道体液进行化验测试，才能确定病人是否患了流感，但现实是很少人有这么做。他说，我曾经做过家庭医生，但我从来就没有见过有病人是额头上凿着“流感”两个字来看病的，没有经过抽取体液化验，你无法证实病人到底是不是患了流感。

疫苗的理论是十分科学正确的，当人体接受了被弱化甚至去毒化后的小剂量病毒或细菌后，人体就会产生抗体，从而对真正的细菌和病毒侵袭的时候，人体就会有了相应的免疫能力。那为什么现实世界却出现这么重大的失真呢？

　　原因在于，现实中最需要疫苗来激发免疫力的那一群人往往就是最没有可能或者是没有能力对疫苗产生免疫反应的人。也就是说，这一群人的身体实在是太弱了，以致疫苗也无法在他们身上激发出免疫力。

　　研究显示，年轻人或身强力健的人对疫苗会产生巨大的免疫反应，然而现实中往往死亡的不是这些人，而是那些老弱病残的人，而正是这些人对疫苗没有产生反应。截止八月九日为止，美国总共死了36个婴儿（因流感），而其中的绝大多数都原有各种各样的严重疾病。简单的比喻来说，身体壮的人不用疫苗也会有足够的免疫力，而身体差的人就算注射了疫苗也是白搭，根本无效。

　　这就给人们提出了一个大难题，到底健康人还需要打疫苗吗？老弱病残的人打疫苗还有用吗？为了彻底弄清楚这个问题，汤姆杰佛逊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提议，随机选择两组人，一组人注射疫苗，另一组人则注射安慰剂，看看实际效果到底怎么样。但是这个提议遭到了医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强烈反对，说这样做不道德的，会把另外一组人暴露在疫情的危险中（其他西药厂所作的药物测试就很道德，没有死过人？）。对此，汤姆反驳说，把一个影响广泛全民公共政策建立在最薄弱的科学基础上，这才是最不道德的事情。

　　在纽约的圣卢克医院里，大卫纽曼医生正在给一个意大利年轻人看诊，这年轻人得了病毒性的脑脊髓膜炎。大卫安慰这年轻人说，不要紧的，过几天就会好的。但是有个极少可能出现的机会这炎症是由细菌引起的，那就会很危险了。这年轻人回答说，我担心我得的是猪流感。大卫医生听了，很宽容地笑着说，我宁愿你得的是猪流感，相比起细菌性的脑脊髓膜炎来说，猪流感很安全。

　　在现实中，由于恐慌，象这样的病人把医院的急诊室挤得不胜负荷。大卫说，其实这是很危险的。根据研究，在疫情爆发的时候，当医院的急诊室被恐慌的人们挤爆的时候，死亡率就会上升。因为急诊室是最危险的地方，有病的人会把自己的病传染给其实没病的人，没病而只是恐慌的人会被真正有病的人传染。

　　美国政府对付流感的其中最主要的药物就是特敏服（Tamiflu）。纽约市卫生局的指示是，对任何有打喷嚏的人都建议开特敏服。专家担忧这会造成不必要的抗药性，而这已经正在发生，在暑假时已经发现了有抗药性的猪流感病毒。

　　美国在布什政府期间已经总共囤积了28亿美元的特敏服，而这恰好发生在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任期间。（注：拉姆斯菲尔德在加入布什政府之前曾经是拥有特敏服药品专利的公司的主席，为期四年。而拉姆斯个人拥有百万计的公司股票。据报道，拉姆斯菲尔德自称在所有有关特敏服的政府决策上都采取了回避的立场。）

　　但是，特敏服的科学依据就和疫苗一样，非常脆弱。在CDC的网站上，特敏服的作用是能够“让你感觉好得快一点”。而实际上，特敏服的确能够把症状缩短24小时左右。但是这不足以弥补它的副作用。一成人会有恶心和呕吐，一成的儿童会产生神经精神性紊乱，包括焦虑和自杀倾向。在日本，在过去6年内，特敏服造成了50个儿童死于心肺病。

那么为什么美国政府还要花费几十亿美元在这样一个科学依据薄弱的药物上呢？最简洁的答案就是政府官员们觉得，尽管如此，特敏服还是他们最好的选择，而且在大流感逼近的时候，他们有急迫感要端出一个解决方案出来。

　　政府官员的反应也很有意思。一开始的时候，官员声称疫苗和特敏服都是有效的。但是当不利的证据浮现出来的时候，官员们开始承认科学并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么清晰和黑白分明。最后，当面对随机安慰剂比较测试的时候，官员们说，这不行，这种测试会导致人们被剥夺了被保护的机会，我们不可就这样看着人们死去（用无效的药物而死去就可以？）。

　　如果你研究一下现代医学的历史，你就发现这些荒谬的事情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出现。1925年，面对黑死病疫情的危胁，微生物学家发明了一种疫苗，但是当他想进一步做有效性测试的时候，愤怒的人们和追逐利润的药厂商却强烈要求他马上把这仍未被证实有效的疫苗投入使用，而这疫苗也从来没有机会做过真正有效性的测试。

　　太多的医学治疗和检测都只是建立在脆弱的证据上，却都成为医学教条而被宣称为神圣不可侵犯，从而被免除严格的科学论证和研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癌症学者都深信大剂量的化疗再配合骨髓移植是晚期乳癌病人的最佳疗法，许多医生都拒绝让自己的病人加入随机临床测试来测试这种疗效的有效性。这些医生说，这些随机测试都是不道德的，因为他们“知道”这种疗法是有效的。然而，在1999年和2000年最终完成的随机临床测试却表明，骨髓移植其实是在杀人而不是救人。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70年代时，医生们都相信利多卡因能够恢复心脏不规则跳动的病人的健康，减少死亡率。医生们都拒绝做随机安慰剂对比测试，更好笑的是，医生竟认为做这样的测试是等同于误诊误医的事故。利卡多因一直被广泛使用了20多年，直到1989年政府资助的一项研究才发现，对比起安慰剂，利卡多因造成了高出三倍半的死亡率。

　　在未经过充分的有效性测试的基础上，注射疫苗其实给了人们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当墨西哥和英国证明了自我隔离能够有效的降低流感的传播的时候，疫苗注射却让美国人暴露于更大的流感传播威胁中，因为他们以为注射了疫苗就是安全的。当疫情爆发的时候，没有比医院的急诊室更容易让人们染上流感了，人们应该尽量呆在自己的家里。但我们却没有如此告诉人们。

　　在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疫苗和特敏服的有效性之前，这两种疗法都只能被认为是部分有效和不确定的疗法，他们甚至只是一个普通的避身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