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饱受国企弊害之久远，大约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管仲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能干的臣子，他辅佐齐桓公称霸春秋，为孔子所赞扬。从经济政策上，管仲却不折不扣是最早的国企发明者，食盐也是政府最早垄断的行业。

汉朝刘向编撰的《管子》被认为是一部记载管仲言行的书籍。齐桓公和管仲讨论富国强兵之策，齐桓公主张加强税收，对树木牲畜人口征税。管仲则说，“唯官山海可耳”。所谓官山河，“管山海”而已。古代民众生活所必需同时又难获取的两种商品，一样是铁，另一样是盐。此前盐铁都由民间开发，官府征税。征税成本高且税痛感强烈，容易引起反抗。管仲主张官府将盐铁揽为己有，垄断售卖，以此获得源源不断的收入。民众不容易发现这项剥削，所谓“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利不用竭而民不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管仲向齐桓公建议“计口售盐”，“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其它盐贩卖到梁赵宋卫等不产盐的内陆诸侯国。这笔巨大的财富成了齐桓公春秋称霸的资本。食盐专营也被后世逐利强国的统治者学习。商鞅变法时也曾设盐官，实行官盐制度，以作强秦灭国之资。

第二次见载于史的食盐专营是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为打击匈奴筹措军资，或许同时为了打击地方诸侯豪强的势力（例如吴王刘濞叛乱凭据的就是地方盐铁财富），汉朝实行盐铁专卖。汉武帝死后，盐铁专营受到贤良文学人士的质疑。经过一场经济大辩论，官盐制度废除。此后一直到唐朝安史之乱，食盐专营偶有实行，不过占主流的还是盐税。究期原因，大概是因为隋唐以前的中国社会，皇权还不那么厉害，地方诸侯豪强，以及贵族门阀还有一定的势力。盐利是地方上很大的一块肥肉，朝廷想搞独家专卖，自然阻力重重。

安史之乱后，唐朝经济遭到很大破坏，朝廷赋税也逐渐枯竭，盐专卖恢复。在此之前的一百多年时间，食盐是自由贩卖几乎不征税的。黄金时期过去了，盐业重新落在官家手中，成了朝廷的重要财源，当时甚至有“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的说法。食盐被官府垄断之后，供应长期不足，价格飙升，甚至比米价贵十倍以上。安史之乱前，唐朝的盐价长期维持在每斗十钱的水平，实行官盐制度后，价格倍涨，三十年间上涨到每升三百钱以上，民众苦不堪言。《新唐书·食货志》里有大量贩卖私营和私营冒充官盐夹带的情形。官府打击得愈猛烈，盐利越高，贩盐的人尽是些胆大不畏死的亡命徒。这些人拉帮结派，持械啸聚，唐朝最后竟灭亡于两个盐贩子高仙芝和黄巢之手。

此后的宋元明清，官盐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官盐之外是私盐贩子，在陆上有绿林帮派，海上则有海盗。宋朝和敌国大辽西夏的边境线上的盐贩，他们将辛辛苦苦从海上或者井池里熬制出的盐卖给异族，屡禁不绝。明清两代，那些在官府特许的盐商们聚敛了巨量的财富。负海盐之利沟通南北的徽商和淮商，卖运城盐出入长城内外的晋商，“川盐济楚”的自贡盐商，都是极一时之盛。这些商人的兴起既有地域之利，更主要的是获得官府特许经营。在云南、贵州、江西、福建内陆这些远离产盐区的地方，则有大量行脚的私盐贩子在奔波。考察川滇黔内陆各省的民歌，会发现有很多《背盐歌》《扛盐歌》，这些遗迹对古代盐贩的艰辛生活有生动的描写。渐江和江西农村曾有“扛私盐”的旧戏，多是演绎盐贩的江湖事迹。

现在人们很少听说“私盐贩子”这个词，因为食盐产量巨大，价格低廉，盐利不像古代那么丰厚。不过政府仍然把持着食盐的产销，比起古代统治者汲取盐利的直言不讳，现在政府的说辞就具有很大迷惑性。“保证盐价平抑，满足民众基本生活需求”是常见的理由。最基础的经济学知识就足以解释，越是基础性的需求，就越应当交给市场。考诸古代经验，中国古代盐价最便宜的时候，正是盐业自由化的隋唐时代。主张盐业专卖的另一个常见理由是，“食盐专营能保证民众碘摄入”。其实，碘添加对于现代食品工业而言只是非常简单的工艺。政府不分区域统一性地“补碘”，只可能造成更严重问题。

中国的食盐专营制度，伴随着是铁器、茶业、酒醋等商品的专营，后者大多已经衰落。不过很少人注意食盐专营并呼吁废除，可见“信赖政府”那一套还很有市场，我们日常所受的垄断之苦，管制之害都是根基于此，观念改变仍有待时日。





(本文刊于《新产经》杂志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