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13日，贵州兴义万屯镇下坝村。王光荣的儿子王仁金手捧父亲的遗像，也正是因为他的出生，王光荣被要求交付超生罚款。同年年3月3日，开学报名当天，37岁的贵州兴义农民王光荣割腕自杀，因为缴不起4个孩子的22500元的“超生罚款”。

2014年，河北邱县梁二庄镇龚堡村村支书艾连等三名村官，到艾广栋家征收社会抚养费。艾广栋说没钱缴纳，后经双方商量后，１２月３日下午，艾连坤联系买家，与艾广栋一起将其家里的玉米卖掉，获价款６２２０元，由艾广栋交给了艾连坤。１２月４日早晨，艾广栋找到村支书艾连坤家，随后艾广栋被发现已喝下了剧毒农药，送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2013年七月的一个夜晚，河南驻马店西平县年仅33岁的王某在自家刚盖好的新房房梁上，用一条绳子结束了生命，她那11岁的女儿和5岁的儿子再也见不到母亲。自杀当天，丈夫得到了西平县再次征收超生子女社会抚养费的通知，此前已缴纳了1万多元的抚养费。。。。。。

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凭什么逻辑?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理由是什么?原国家计生委的官方解释是：“法律规定超生者必须缴纳社会抚养费，不是罚款，而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而考察社会抚养费的历史演变，在1980年代初期它叫做“超生罚款”，1994年改为“计划外生育费”，2000年后为了“入世”，应对国际社会对于人权问题的指责，慢慢改为“社会抚养费”，从形式上表示对公民生育权利的尊重。

那么，什么叫“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如果说超生婴儿“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难道超生婴儿所使用的“社会公共资源”是社会免费提供的吗?他们吃的、穿的、用的东西不是父母花钱买的吗?如果硬要说超生婴儿“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那么外国旅游者及其他外国在华人员也“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要不要对外国在华人员征收“社会抚养费”?按照此逻辑，如果一个中国人移居国外，等于是放弃了在中国的原本属于他的那份社会公共资源。那么，国家是否应该对移居国外的中国人给予奖励?

谁该承担“社会抚养费”?

即便征收是合理的，那么一个富人占有的自然资源和社会公共资源，远比一个穷人多几倍甚至几十倍。如果说因为“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就要征收“社会抚养费”，那么这个“社会抚养费”应该向富人征收才对，但现在很多的“社会抚养费”是向穷人征收的。公款吃喝和公车消费不知侵占了多少“社会公共资源”，但从来没听说过向公款吃喝和公车消费征收“社会抚养费”! 以社会抚养费为工具的一胎政策，建立在把人看成是社会的负担这样一个不合理的假设之上。这一逻辑的背后，是把超生者看成了社会负担，政府则需分出资源养活这些人。但实际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出生婴儿都有补贴，但在中国，抚养和教育孩子的费用多数由家庭承担，不仅如此，“社会抚养费”却把婴儿的奶粉钱从其父母中抢走!这在世界各国中是绝无仅有的，可以说这是中国的一大发明!

社会抚养费究竟是谁在“抚养”谁?

按照《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社会抚养费和滞纳金应该全部上缴国库，纳入地方预算管理，可在不少地方，这一款项只不过转手给了县计生委，或多数留给乡镇，一些县级政府甚至明文规定，社会抚养费征收款的一定比例用于奖励乡镇、村一级计生专员，甚至被***挪用。正是因为如此，一些地方出现为收取社会抚养费“放水养鱼”，对“超生”漠视、对“罚款”热衷的现象，被称之为“社会抚养费抚养计生委”。

这就像是一笔生意，以计划生育政策为媒介，以官位为利器，以超生儿为商品。在农民超生前，或不动声色;超生后，则设置重重关卡，社会抚养费多收一笔是一笔，有时连发票都不开，毫无职业道德。取之于民，用之于己。对超生者及其家庭而言，“社会”从未尽到抚养的义务，这笔费用相当于他们向权力者缴纳的人头税。然而，基层政府沦为生意人，并非最大的悲剧;在某些地方，基层政府则直接扮演了人贩子的角色。

根据统计全国每年要收二百亿的“社会抚养费”，但有什么证据表明，这些钱被用在了保护环境和改善文教卫生设施上了?按照常理，超生者交了“社会抚养费”后，其子女总该享受求学和医保待遇了吧?但如今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产检费，产房费，手术费，奶粉，幼儿园，小学到大学，不都是父母抚养吗?成年工作后变成纳税人开始养国家，养政府，养公务员，社会何曾抚养过他们?多少孩子无法异地上学，多少大病患儿没有钱看病被赶出去回家等死，社会扶养过他们吗?计生部门怎么好意思收那么重的抚养费?看来，所谓“社会抚养费”名不副实。

（文/风青杨 内容有所增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