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結束了10年內戰，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實質是兩黨的軍隊合作抗日。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發動「蘆溝橋事變」，我國政府，認爲對日關係，已至最後關頭。蔣委員長於七月十七日告全國人民謂：「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絕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又謂：「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的責任，皆應拖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全國人民，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按照政府預定計劃，一致團結，奮起抗戰。八月十三日起，上海、天津、北平、即開始大規模的激烈戰鬥。

中共於正式宣戰四十一日後，——即九月廿二日，發表「共赴國難宣言」，提出四項諾言如下：

『（一）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爲其澈底的實現而奮鬥。

（二）取消一切推翻中國***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統一。

（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爲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并待命出動，担任抗戰前線之責。』

中共宣言發出後，蔣委員長即於九月廿三日發表談話，表示嘉勉：

「…此次中國***發表之宣言，即爲民族意識勝過一切之例證。宣言中所舉諸項，如放棄暴動政策與赤化運動，取消蘇區紅軍，皆爲集中力量、救亡禦侮之必要條件。…而其宣稱願爲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更足證明中國今日只能有一個努力之方向。余以爲吾人革命所爭者不在個人之意氣與私見，而爲三民主義之實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應計較過去之一切，而當使全國人民，澈底更始，力謀團結。…今日凡爲中國國民，但能信奉三民主義，而努力救國者，政府當不問其過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國家之機會。對於國內任何派別，只要誠意救國，共同奮鬥者，政府無不開誠接納，咸使集中於本党領導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國***人，既捐棄成見，確認國家獨立與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誠一致，實踐其宣言所舉諸點。更望其在禦侮救亡、統一指揮之下，人人貢獻能力於國家，與全國同胞，一致奮鬥，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

時中共紅軍殘部約二萬五千人，准其募足四萬五千人，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改爲十八集團軍）轄三個師。任命朱德爲總司令，彭德懷爲副總司令。115師師長林彪，120師師長賀龍，129師師長劉伯承，東渡黃河開赴山西抗日。

補給待遇，按編制與其他國軍相同。劃歸第二戰區戰鬥序列，受閻長官錫山指揮。朱德謂該軍整訓未久，不能擔任正面之正規戰鬥，請求指定地區，對敵作遊擊牽制活動。中央皆曲予優容，并指定在晉北地區活動。

抗戰發生後不久，江南8省的紅軍有傅秋濤、高俊亭、劉英、陳毅等散匪，乘後方防務空虛之際，在贛閩鄂皖各省邊僻地方活動，擾亂地方。中央爲安定社會、增加戰力計，於一九三八年一月，准自稱已脫離中共之葉挺，負責招安，成立四個支隊，編爲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任命葉挺、項英爲正副軍長。新四軍軍部在漢口成立。1938年1月移駐南昌，2月部隊開始集結整編。全軍1.03萬人，編為4個支隊：第1支隊司令員陳毅，第2支隊司令員張鼎丞，第3支隊司令員張雲逸，第4支隊司令員高敬亭。

當時共約五千人，劃入第三戰區戰鬥序列，歸顧長官祝向指揮，指定在江南京蕪地區，擔任遊擊。至一九四○年一月廿三日止，據葉挺報告，該軍方募足一萬三千人左右。其補給待遇，亦與其他國軍相同。

究竟八路軍與新四軍是不是正規部隊呢?十八集團軍是不是國家的軍隊呢？正確的回答當然是國家的軍隊，不是異軍。因為他的番號是八路軍、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他的幹部，團長以上是經過軍事委員會任命的，他的編制是軍事委員會規定的，他的經費是從軍政部領的，他的行動自抗戰以來，無論在山西、河北、山東、冀東、綏遠、察哈爾，都是執行上級的命令，完成戰鬥任務的。

從一份軍事委員會的文件中可看出，八路軍與其他路軍是一樣的階級與編制的，路的編制是抗戰初期的編制，在戰前存在一段不短的時光，但因為不符越來越大的作戰規模，同時政府也想完全採用美式編制，因此才決定裁撤路，並且八路軍本身急遽擴軍，在未得軍委會同意下已自行擴充為一集團軍的兵力，又因為打了個勝仗平型關戰鬥，國府也只好追認事實，同意擴為集團軍並領取相應的軍械與補給。

甚至史迪威要求赴察哈爾視察中共部隊，並要求補助，這是由朱得直接邀請的，上司閻錫山都不知道，講也因以大局為重同意史前往，並積極配合對方的要求，可證蔣並無苛扣非嫡系部隊的說法。

關於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作戰地境問題中央最後決定：

一，取消冀察戰區，將冀察倆省及魯省黃河以北，併入第二戰區，閻錫山仍任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朱德仍分任副司令長官，第二戰區之地境爲臨時性，非永久性，亦非政治性，軍事委員會之作戰命令，絕對不受限制。

二、關於作戰指揮，應由戰區司令長官稟承軍委會命令辦理，各副司令長官應絕對服從司令長官之命，實行作戰，并不得干涉戰區內各省之政治黨務，或擅發鈔票。

三、爲遂行作戰便利起見，晉東南方面，由衞副長官負責，冀察兩省魯北及晉北之一部，由朱副長官負責，晉西南方面，由戰區司令長官直接負責。

關於晉省內作戰地境之細部劃分，由閻長官統籌呈軍委會核定。

四、十八集團軍全都，及新四軍全部，應掃數調赴朱副長官所負責之區域內，（即冀察兩省及魯北晉北）并將新四軍加入第十八集團軍戰鬥序列，歸朱副長官指揮。

五、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須於奉命後一個月內，全部開到前條之規定地區內。

六、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調赴前條規定地區後，不得在原駐各地地，設立留守處、辦事處、通訊處、及其他一切類似機關。

七、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開赴前條之規定地區後，不得變更名義，留置部隊、或武器彈藥於原地，更不得藉抗日民衆力量爲掩護，秘密武裝，在原地活動，以免惹起地方糾紛。

八、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在前條規定之地區內，非奉軍事委員會命令，不得擅自越出地境線外。又除軍事委員會別有命令規定外，在其他各戰區以及任何地方，一律不得再有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名義之部隊。

九、冀察兩省主席，由中央遴選任命。省府委員，得由朱副長宜保薦三人至五人，冀察兩省政府，暫設在大名蔚縣附近，以便執行職權。

從上可知，不論八路軍或新四軍都是國軍，都是隸屬於抗日戰鬥序列下的國民革軍，從朱德上蔣介石電，要求補給可看出，朱德恭敬的說：「在鈞座指導下發揚蹈勵迅奏膚功」致國府主席林森的電報也說：「我八路軍在中央政府級最高統帥領導下，追隨友軍之後」，可看出中共領導抗戰是不正確的說法。

根據中央所規定的規章來說，對軍隊的編制有調整師、整理師、新編師、暫編師、機械化師。各種不同的編制，軍餉額也不同，有每月經費二十多萬一師的，有十多萬的，有八九萬一師的各種不同的餉章。

但是，從軍事委員會的檔案中可看出，國府對由共軍改編的軍隊始終心存忌憚，八路軍與新四軍一直不於備案，從一份軍委會裁撤編制表中可看出，「八路」這種臨時編制竟讓中共有了壯大的本錢，在裁撤後索性自行擴充為一集團軍的規模，強迫軍事委員會追認並給於番號及補給，同時國府裁撤之舉這讓中共有了宣傳的口實，長期以來中共宣傳抗戰時期國府對抗日軍隊有嫡庶之分，補給也有門戶之見，由其是對待原共軍的八路軍與新四軍，更是差別待遇，有時連雜牌隊伍都不如，然而事實果真如此?讓我們用一封電報看真實情況如何?抗戰爆發的五年後底，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給蔣介石一封電報，要求補給彈藥，並派代表去重慶催討，蔣介石親筆回函只要遵守軍紀，接受中央領導，餉彈接濟絕無問題，並將此函交與代表攜回。

至于補給方面，該軍年来所領子彈、藥品，中央均按照該軍法定编制及作戰消耗狀况，充分發給，與其他國軍一律待遇，毫無差別；乃兄等來電竟謂：『十四個月未發顆彈片藥，有一槍僅餘四發五發者，有一傷僅敷一次兩次藥物者』。

在之前的四零年，軍政不駐陝軍需局曾發出一批軍毯給西北地區各部隊，在總共只有兩萬多條軍毯中，僅十八集團軍就分得一萬一千五百條，其他各部隊十數個軍與師只分得另一半數量的軍毯，事實說明國府非但未苛扣共軍的補給，反而深恐流言蜚語，不但不敢苛扣反而還要多給。

對於政治工作的制度也不是全國一致的。比如山西和其他軍隊的政治工作就有區別。這就是說從抗戰以來，全國軍隊在執行抗戰建國的大前提之下，基本上是統一的，僅僅在個別的問題上有些差異，這是歷史形成的事實，也就是大同小異的事實，這種說法也有他一定的理由，從一份晉綏軍為背景的陸軍軍官佐歷表看出，當時的晉綏軍高階軍官都是由閻錫山推薦任命的，籍貫也都是山西人，入黨申請的介紹人也都是閻錫山，可謂十足的私家軍，黨務很難推動。

長期以來中共汙衊國軍是***軍隊，事實不然，它與組織高度一元化的***不同，所謂“***”，當時是個多派系的龐雜複合體，在重慶眼裡，其某些派系之異己，比***好不到哪，從一份陸軍軍官佐履歷表看出當時非嫡系部隊不論高低階長官，只有一小部分是***員，大部分不是，同時***組織也無法在部隊紮根，許多官兵公然在黨員一欄填上是黨員，但黨證遺失，哪個黨組織也記不得，大都成了失聯黨員，像當時晉綏軍閻錫山的三個嫡系軍長傅作義、楊愛源與徐永昌，傅作義不是黨員，楊愛源與徐永昌的黨證都遺失了，是歸屬哪個黨部也忘了。

由於歷史原因所形成的差別，軍隊地方性的差別，產生了各省的軍隊有各種不同的戰鬥作風，有各種不同的軍隊屬性。除了共軍不是***員擔任領導職務，就是地方實力派系軍隊或所謂的雜牌部隊，部隊長或領導階層也並非都是黨員，像閻錫山統領的晉綏軍，三個嫡系軍長傅作義、徐永昌、楊愛源三人，傅作義就在陸軍官佐履歷表明顯在黨籍欄空白，後兩人則明白寫者「黨證遺失」，下屬師長旅長團長等數十人的黨籍欄也大都填無黨或黨政證遺失，明顯證明並非高階軍官皆為黨員，也不懼***組織的打壓。。

蔣介石只強調大同不強調小異。最高統帥部能夠正確地估計各個部隊的特殊作風，在使用部隊的時候能夠發揮他們優良的作風，避免他們的短處，這種小異在抗戰時期是不足為患的。蔣同時對八路軍的安危也非常關切，深怕被日軍吃掉，例如在晉南作戰時深慮朱德頂不駐日軍的攻擊，曾多次調派嫡系支援，如叫胡宗南派兩師接替朱德防線，才始朱部免遭覆滅。

***武裝實力弱，對日作戰規模小，殲敵少，犧牲官兵較少，尤其是將領極少犧牲。但是，兩黨在抗戰中各有長短。計較兩黨中誰的貢獻更大，遠不如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更重要。

中共是不是固執這個小異呢？是的。中共不希望把全國軍隊所有的特長都匯集起來，組織成為統一的國防軍。葉劍英說這一點不能不有待於抗戰勝利之後。在那時我們成為三民主義的民主共和國，***遵照孫總理的遺囑，實行還政於民，一切黨派都把軍隊繳還政府，同時實行徵兵制度。按照統一的組織形式，統一的制度，統一的教育，只有這樣才能建立統一的軍隊。因此中共的軍隊不但有小異，且有大異，是十足為患的，而將來也不能解決的。

從戴笠給胡宗南的電報可知，當時共黨主席張國燾的確希望取消共黨，全體加入***，然而遭致周恩來等，責張還是***員乎?以致張無法說服周，導致兩支軍隊仍掌控在中共的手中。

蔣介石領導抗日一年多的表現連***也佩服，中共主席***在蘇聯的指示下致函蔣，稱先生領導全民族進行空前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凡在國人無不景仰，十五個月的抗戰越挫越勇，雖頑寇尚未截其兇鋒，然勝利之始基業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無窮。堅信兩黨長期團結必能支持長期戰爭。而唯有在蔣介實的統一領導下才能達成，在同年十一月中共的六屆六中全會上電表示擁護蔣委員長及抗戰國策。

該電明白表示，先生於國家為急之際，堅決領導全國軍民進行持久抗戰，並獲得了全民族的團結統一，給於日寇以巨大的打擊，奠定了最終戰勝敵人復興民族之基礎，、、又說:本黨願以至誠擁護我民族領袖，擁護三民主義，並在三民主義和抗戰建國綱領的政治基礎上，責成全體黨員與貴黨同生死共患難、、、、。所以誰是領導抗戰的中流砥柱?不辯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