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作为中国官方语言的基础，现代意义上的北京话形成于清朝。它的直接来源有三部分：燕京语、辽南语与满语。不仅仅传统满语是北京话的重要来源，燕京语与辽南语，本身也与满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谓燕京语，是指满清入关以前，明朝首都北京地区通行的语言。虽然是明朝的首都，但是历史上这里一直是汉胡混杂的地区。远到北朝时的鲜卑各族，近到把北京当作首都的辽、金、元各朝，北方少数民族一直在这一地区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

汉唐的边塞由辽人建都，经过辽、金、元三个北方游牧民族朝代的发展，北京才成为著名的大都市，不仅仅是语言，地域文明本身就带着非常深的民族融合烙印。这种融合的文明，其语言带有很强的开放性。汉、匈奴、突厥、契丹、（革末）（革曷）、高丽、女真、蒙menggu古，各族语言融会杂揉，很难辨别哪个民族对燕京语的形成，更为重要一些。

虽然明成祖朱棣把明朝的首都从南京迁移到了北京，也带来了南方汉族的语言文化因素，燕京官话也曾被称为“下江话”。但是当时作为主体的北方汉族，本身就是千百年来汉胡混杂的产物。明朝的北京同样是在一种开放的文化氛围中，不仅仅继承了辽、金、元个朝的文化，而且继续着北方汉胡各民族的融合趋势。没有退回草原的蒙menggu古人，和进贡而留居的女真人，都在这种文化融合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辽南地区比起燕京，各民族杂揉的因素更重。明以前，汉族本不是这一地区的主体民族。到了明朝控制这一地区后，从关内迁移来的汉族人，与本地居民混杂，所形成的语言同样是汉、女真、契丹、蒙menggu古、朝鲜各族的混合物。明朝两百余年间，辽南汉语与女真语在女真聚居区和辽东25卫相互融合相互影响，通过战争、贸易、婚姻，成为彼此最重要的外来语言因素。

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带来的满军旗与操满语的蒙menggu古人大约近十万人，另有二十多万汉军，部分操满语，部分同时操满语与辽南语，再加上从关外迁来的普通百姓。这些人的大部分在北京定居下来，成为清朝北京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因为政治上的优势而处于主导地位。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统治者大力推行满文满语，其语言占据着官方主导地位，满语对北京的语言演变发展，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清代中叶以后，满族人与满族文明渐渐被汉族农耕文明所同化，燕京语、辽南语和满语揉合后的新北京话成为了清朝的官方语言，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意义的北京话的最初形态。当时的北京，城南话中燕京语的成分更重一些，而内城与城北，更深受满语影响的辽南话占据着主导位置。

对于北京话的形成，古汉语与满语的作用是共同的、相互的，呈现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女真和满族语言在它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一直在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因素，今天的许多满语词汇，本就是来自汉族的外来语，比如说，满语“福晋”，来自于汉语“夫人”，“章京”则来自于“将军”.

而现代北京话中的满语成分就更多了，比如“人”，就以满语的发音“ren”取代了辽南话发音“yen”（后者则保存下来成为现代东北话最著名的特征之一），再比如以ji qi xi代替园燕京话中的ki gi hi，严格区分zi ci si和zhi chi shi的区别（今天在北方汉语中，依然是北京话里卷舌音最为显著）。

满语词汇，后来被融合吸收进北京话和现代东北话的相当多，比如“埋汰”来自满语maitai，马虎来自满语lahu，磨几来自满语moji，“咋呼”，来自满语cahu，本意是泼妇。东北话“瞎勒勒”，lele在满语中的意思是“说”。“央求”、“央告”，古代汉语没这种用法，来自满语yangge。“邋遢”，满语lete；麻利，满语lali；裤裆，东北话kubudang，同样来自满语。北京话“穷得叮当响”，满语“叮当”就是穷的意思。

北京话“我要kei你”，kei在满语就是打的意思。东北话“各色”，满语gese的意思是特殊。絮叨，满语为saodao；呵护，满语hekur，照顾的意思；倒腾，满语daotem，挪来挪去；今天说哈日哈韩，“别让我哈你”，来自满语hadaba。

综观北京话的形成过程，深受北方各胡族影响的古代汉语，和来自女真族的满语，可以说是北京话共同的祖先，也成为中国现代国语普通话的最重要来源。而汉唐宋各朝中原汉族人的古老语言，因为战乱和迁移，反而在今天的南方方言，尤其是闽南话、客家话当中，更多的保存下来。北京话的形成，成为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吸纳与融合的一个典型例证。